致吴稚晖述历来革命经费收支实情以辨诬函①

发布时间：2018-01-03

题名：	致吴稚晖述历来革命经费收支实情以辨诬函①
撰写时间：	一九O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原载：	据《致吴稚晖缄第五函》亲笔原件影印．载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四集，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三O年二月初版
出处：	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1
全文：	致吴稚晖述历来革命经费收支实情以辨诬函① (一九O九年十月二十九日)② 吴先生鉴：昨日先生之意，以为宜将此事和盘托出，以解第三者之惑，而表世界之公道。弟再思之，先生之言甚是。而世人之所见疑人者，多以用钱一事着眼，故将弟所发起之三次革命③所得于外助之财，开列清楚。然此适表出以前助者之寡，殊令吾人气短。然由前三次推之，则一次多一次矣。若明明白白表示于人前，使新得革命思想者无此疑惑，安知下次不更得多助乎?前二次助者无几，无甚可对人报销之事。前年第三次之款多由外助，而出款之人如 ① 孙中山于一九O九年六月自新加坡抵欧洲，曾在巴黎、布鲁塞尔小住。八月七日到达伦敦，与旅英同盟会员吴稚晖过从甚密。九月，陶成章等在荷属东印度邦加(Bangka)州首府槟港(Pangkal Pinang)印制一份题为《孙文罪状》的所谓七省同盟会员致同盟总会书，寄往南洋、日本等地，对孙中山大肆攻击诋毁。此函即为反驳而作。 ② 原函未署时间。底本影印多年后吴稚晖附注，误为一九一O年在巴黎赴美前寄往伦敦。按：孙中山获悉陶成章对他攻击一事，乃在一九O九年十月间。函中言及，此函系与吴稚晖某次晤谈后翌日所寄，并约吴“今晚有暇请到寓一叙”。据当时吴稚晖日记所载，是年十月孙中山居伦敦，二十八日下午孙到访，二十九日晚吴访孙，三十日上午孙离伦敦赴美，吴往孙寓未晤即赶至车站送别。编者据此断定，该函系二十九日在伦敦所发。 ③ “三次革命”系指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一九OO年惠州起义及一九O七至一九O八年间在西南边境起义。^ 南洋各埠，则零星合集数万金，当为千数百人之所出也，弟此处未有详细数目。然各款收入与支出，弟在安南时多自经手，弟离安南后则汉民经手。而受款分给各处用者，则河内之五家字号经手，以用于钦廉、广西、云南三地；其潮、惠之款，则由香港同志经手；日本办械、租船之款，则由日本殷实商人经手；皆有数目列明。除所人各款，尚支长万余元(即河内之欠债)。弟所开各处之人款是大约之数，因不记详细，所报皆过多面[而]报少也。收款多由精卫，支款则我与汉民也。此事弄清，则可破疑惑矣。除三人经手之外，知各款之来路去路者尚有多数共事之同志，即今巴黎之张骥先①亦其一也。请先生为长文一编，加以公道之评判，则各地新开通之人心自然释疑，而弟从事于运动乃有成效也。所言事实皆当作第三者之言，则较弟自言者更为有力也。留此以作面谈，今晚有暇请到寓一叙为望。弟文字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则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辞也!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然我之初意只在赴大义、行宗旨，而与共事之同志亦无不如此。不期今日乃有以名而始谈革命者，此故固属风气之开，而亦道德之退化也! ① 张翼枢，字骥先。^ 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二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①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元，所得助者只香港李君②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自此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以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国人及日本人之助者前后统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间，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则我前此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此固港粤人人所共知共见也，而其他之事业投机取利者犹过于此也。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桓[恒]产耶!(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桓正恒)产作按，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买[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乃陶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革命以耗折之，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从事革命事业关于一人得失之结果也。 ① 孙眉。 ② 李纪堂。^ 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忽而萍乡之事起，人心大为欢迎。时我在日本，财力甚窘，运掉[调]不灵，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许助五万金，始从事派人通达湖湘消息，丽萍乡军已以无械而散矣(此事不过乘一时矿工之变而起，初未谋定而动，故动，他方同志多不及助，是以不支也)。惟有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计南行，得日人资万四千元及前述所许五万元，以谋起义。初从事潮惠，潮黄冈以未期而动，事遂不成；惠七女湖怆悴[仓卒]应之，亦属无功。吾人遂转向钦廉，与该处军队相约，遂破防城，围灵山。惟此时所有之资以买械而尽，而安南同志虽陆续集款以助军需，精卫又亲往南洋筹资，惟所得不多；钦军统领①终以资少不肯如约反正，钦事遂不成。吾人转破镇南关炮台，以促钦军之动，事又不成。我遂出关而人安南，过文渊，为清侦探所悉。广西官吏托龙州法领事到安南查我踪迹，知我寓某街洋楼，密告清政府，与法政府交涉，逼我退出安南。我遂往星加坡。我到星加坡后则河口之事起，占据四炮台，诛彼边防督办，收降清兵陆[绿]营。本可进取，据有全滇，惜当时指挥无人，粮食不继遂退。自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役及办械、运动各费，统共所用将近二十万元。此款则半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为革命军初次向南洋筹款者。今计开：由精卫向荷属所筹者约三万余元，向英属所筹者万余元，共约四万元；向安南、东京及暹罗所筹者约五六万元。我手得于上述之同志五万元，得于日本人万四千元，河内欠责[债]万余元。此各项之开 ① 指郭人漳。^ 支，皆有数目，皆有经手。除梁秀春自行谝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费数万，又一人谝去千余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钱皆无甚枉费。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人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又以东京同志以官费折作按贷钱，责我不代筹，此诚我罪矣。然家兄亦因以家产作按而致今日之破产，亦我罪也。河内五家作保之万余元至今犹未还，亦同为我之罪也。然此时则无如之何之际，闻陶现在南洋托革命之名以捡[敛]钱亦为不少，当有还此等债之责也，何不为之? 又谓在南洋有出保护票之事，此乃荷属一隅同志所发起行之，本属自由行动，至成效如何我全未闻之，亦无从代受责任也。而陶成章亦在南印发票布，四处捡[敛]钱，且有冒托我名为彼核数，其不为棍谝乎?其无流弊乎?向陶成章当自知之，今乃责人而不自责。据《致吴稚晖缄第五函》亲笔原件影印．载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四集，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三O年二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