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离开我们已有20多个年头了，但是她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永存的。在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重温宋庆龄有关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言行是有很大教益的。

 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宋庆龄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主要表现在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为保卫、保障人权而奋斗。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她就替孙中山起草了援救爱国学生的电报，这是宋庆龄从事保卫、保障人权神圣事业的起点。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她发起组织“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专向各界募集款项。1932年12月她与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主席，为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派拒捕扣押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奔走呼号。在此之前她就呼吁“社会仅知营救陈独秀，而不提其同时被捕之十一人”。后来她在提及释放政治犯问题时又都强调“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九一八事变后，在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宋庆龄于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并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引线搭桥，为促成国共两党中枢恢复联系做出了贡献。在抗日战争中,宋庆龄于1936年在香港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积极联络国际友人,致力于医药、保育、募捐活动，支持抗日前线。她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千方百计把一大批救援物资送到八路军、新四军手上。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在1945年12月在重庆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她认为该会的工作是“帮助中国人民的”，具体地讲“主要是帮助那些通过救济和福利而自救的人们。”1946年秋她在给外国人的信中强调，“目前，我主要的精力放在为中国人民提供足够的救济和福利方面”。在解放战争时期，她赞成将革命进行到底，应邀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名誉主席，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将募集到的大批医疗器械、药品和物资运往解放区，支援解放军。与此同时宋庆龄接连发表声明，否认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和在国民政府中就职的谣传，在政治上与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划清界限，决不让李宗仁等人从她身上捞到任何政治资本。1949年初她就预见解放战争胜利后，“当和平重返我们这片广大的国土时，我们将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不惜代价地为我们饱经战争创伤的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因此多次婉言谢绝了国际友人的热情邀请，放弃访美。同年8月宋庆龄应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从上海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参与组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宋庆龄把她的工作重点放到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上去，关心他们的教育医疗问题，为此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担任主席，“在妇女和儿童的福利和文化领域从事并接待了许多来访者。必须指出宋庆龄一直高度重视事关人民生命健康的卫生事业。早在1927年3月宋庆龄就从关心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角度出发，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民政府增设各部提案时增设卫生部，经政治会议通过后亲自担任这一国民政府从未设立过的卫生部部长。

 
 二

    所谓利益就是指好处，在社会中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源。宋庆龄曾经对人谈及她的努力目标时说，要使“世界各处都获得自由，教育和文化取得它应有的地位，每一间茅舍都变成舒适的住屋，地球上的产品可以容易买到，工厂的收入等于所付出的劳动，每个家庭由生到死，都能得到免费的医疗，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他的必需品。”是否公平合理地分配各种利益，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毫无疑问，执政党、政府在利益的分配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等于个人就不能介入，只能无所作为。1943年6月宋庆龄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要了解什么是对广大人民有益的事情，我认为并不太难。为各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自由是有益的；生产更多的生活必需品是有益的；将这些产品供应给最广大的群众也是有益的。”宋庆龄知道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在，于是义无返顾地为争取这些利益而不懈地努力奋斗。她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言行具有应急性、侧重性、全身心以及前瞻性等特点。
    应急性——应急性是宋庆龄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时总是优先考虑最为迫切的问题，坚定地站在大多数人民的一边，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她后来获得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决不是偶然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联合抗日、团结御侮成了事关全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1937年2月宋庆龄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与何香凝、冯玉祥等人联合提案，提出：自大革命失败以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因此紧急提议国民党应联共抗日，“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在宋庆龄等人的努力下，这次全会通过了有利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决议。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到处奔走呼号，1939年她在香港多次发函、讲演，呼吁香港同胞紧急救济各地难民、游击队战士和受灾儿童。1941年又领导保卫中国同盟发起了著名的“一碗饭运动”，所得捐款全部归生产救国和救济伤兵和难民之用。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最希望的是恢复和平，民主建国。1946年宋庆龄指出，中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战后重建时期，“来医治战争创伤。”她在1949年初提出，在医疗卫生工作计划方面，“我们必须最先考虑的，即所有这些工作都应立足于农村和小城镇。……农村的医疗需求最为迫切。”改革开放之初，工作千头万绪，但宋庆龄在1979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中国青年报》题词中率先提出：“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必须立即帮助他们成长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新一代。
    侧重性——宋庆龄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时总是倾向于照顾相对弱小的群体。她一向关怀在革命战争中负伤的战士，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减轻他们的痛苦。1927年她与何香凝等人发起“北伐伤兵救护会”，通过举办舞会、义卖、游园会多种办法筹募经费来救护伤兵。1940年她被宋美龄主持的伤兵之友总社聘为理事，与宋美龄、宋蔼龄一道同赴伤兵之友医院，慰问伤兵，并亲自向他们分送慰问袋。在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缺乏各种军用物资的时候，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自1938年成立后，千方百计把从中外友人募集到的款项、药品和其他物资，援助给了最迫切需要帮助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此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专门拜访宋庆龄，深情地对她表示谢意，说“边区人民让我传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你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宋庆龄还特别关注妇女儿童问题，早在1926年1月她就参与审查国民党第一个《妇女问题决议案》，提出了男女在教育、职业、法律、工资等方面的平等、保护母性、反对童养媳等15项具体的要求，并提交国民党“二大”通过。1947年她又提出：“我们要从断垣残壁下，街头巷角里，以至饥饿寒冷的乡村中，把这些被遗忘的孩子们找出来，给他们以他们所迫切需要的东西。”中国福利会按宋庆龄自己的讲法是“专门从事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福利和教育工作的机构。”就是在妇女儿童中仍然有照顾的重点，如果为上海“城市中的贫困儿童服务”，仅1948年一年宋庆龄就为开展救济上海贫困儿童亲自给海外友人写了80多封信件。1949年底她在亚洲妇女代表大会上提出：“妇女在家庭中与财产继承上，一切权利与男子完全平等。……如果这些权利已成为法律，我们应督促其实施。在这种权利还既非法律，也非习惯的区域，我们应努力奋斗使这些权利得到明文规定。”宋庆龄不仅考虑到了妇女的一般权利，而且还考虑到她们的特殊权利。她在1953年4月在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致贺词，把解决妇女问题提到“对于保卫整个人民共和国的利益是关键性的问题”的高度，建议“我们必须继续教育人民群众重视保护妇女的权利，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且她们也要得到她们的特殊权利。”这些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见解正确解决了轻重缓急的关系，是很有道理的。
    全身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宋庆龄生活高度紧张，导致疾病缠身。她多次婉言谢绝了国际友人的热情邀请，放弃访美。1948年底，宋庆龄致外国人士的信中表示：对现在占去她所有时间的救济工作“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因此尽管她手头有对方所需要的第一手材料，但仍然不能做出相应的承诺。1949年1月宋庆龄因“忙于安排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以帮助中国人民自救”，又婉言谢绝了参加世界宪法问题研究会的邀请。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当时有外国人请宋庆龄撰写自传在美国出版，宋庆龄回信说：“因为工作非常繁忙，……所以，我目前不可能有时间坐下来从事自传的写作。”到1959年鉴于她自己“以前做过和想过的事不止一次地被歪曲和错误地解释”，有了写自传的意向，但终其一生公务繁忙，最后还是未能动笔。1951年宋庆龄荣获十万卢布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后将它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福利会作为创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之用。1953年她又把《为新中国奋斗》的稿费交给了以她为会长的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供该机构支用。解放后她拿的工资是行政一级月薪579元，但是被她用来支付原本可有每月300元补贴的外交开支和原本也是由国家支付的服务人员的工资，如分别给北京的钟兴宝和上海的李妈各是45元。由她各人开工资的还不止这两位，长此以往，宋庆龄本人就几乎没什么私人积蓄了。也就是说，她在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时，牺牲了本来名正言顺属于她的福利。这种牺牲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前瞻性——前瞻性也就是充分考虑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争取可持续发展。1946年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基金会简介》中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尤其是苦难深重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更需要各种援助，因为只有通过他们才能恢复和发展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1950年6月她为上海首届妇幼卫生展览会题词：“要有强健的民族，先从母性及儿童福利着手”。对于广大儿童，一方面她在为他们谋幸福，另一方面又把“缔造未来”作为儿童教育的指导思想，要求儿童“不能只是享受幸福的童年”，更要紧的是要学好劳动的本领，“准备为人民谋幸福！”也就是说宋庆龄希望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也要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三

    宋庆龄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言行是有深刻思想基础的。首先是对于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处境状况有深切的了解。毋庸讳言，宋庆龄是出身在一个非劳动人民的家庭。但自从她跟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后十分关注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1927年宋庆龄深情地回忆说：“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但孙中山从小就认为中国农民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于是就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宋庆龄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更为重视。1934年她在上海帮助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小组时专门组织他们进行社会调查，深入二三十个工厂调查工人职业病和营养不良情况，写出了揭露资本家残酷剥削童工和工人阶级悲惨生活的《铬中毒在电镀工业里的情况》的调查报告。
    其次受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甘为人民公仆言传身教的影响。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4月到1924年底，孙中山为中外友人、报刊杂志题写“天下为公”字样超过30次，他还不止一次地兴致勃勃地全文抄录了《礼运．大同篇》给友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中除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外，还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在内。此外从孙中山的题词中也可知道，他对妇女儿童是十分关心的。1912年11月孙中山为上海《神州女报》题词：“发达女权”，同年5月孙中山为广东公立女子教育院题词：“幼吾幼”。另外，他在挽宋教仁的诔词中歌颂宋“作民权保障”，“为宪法流血”。宋庆龄和孙中山结为夫妻，共同生活艰苦奋斗了十年，经历了风风雨雨，对孙中山的思想是十分了解的。孙中山的上述思想对宋庆龄肯定是有重大影响的。
    第三是她本人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宋庆龄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提出，“国家不分大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更多的民主……把精力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我们有权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她在1942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争取我国妇女在法律地位上、教育机会上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过去曾经是而且现在仍旧是中国走向真正独立民主的大进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当一个国家有一半公民受到另一半公民的支配时，这个国家就不能算是自由的国家。”宋庆龄强调，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新中国建立后，宋庆龄的民主主义思想继续有所发展。1950年6月她提出要把“保护儿童的权利”看作“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必须条件。”1953年她在一篇诗作中写道，“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着明天，为了所有的人民。”1959年她在给国际友人的回信中希望作者在写有关中国的事情时，“采用的是人民的进步的观点”。
    第四是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1944年毛泽东在为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题为“为人民服务”讲演，明确提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又在1957年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随着建国以后《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以及宋庆龄本人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交往接触的日益增多，“为人民服务”的概念逐渐被宋庆龄所接受，内化为自己的语言和行动。1950年宋庆龄在写给陈毅、潘汉年的信中声明，“中国福利基金会本来是为上海和全国人民服务的，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完成这项任务。“1978年6月宋庆龄为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写的专文题目就是《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9年1月她在另一封信中希望当时国际妇婴保健院的赴美访问学者牛恩美回来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宋庆龄在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方面既有敏锐的思想又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既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又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她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与杰出的处事能力，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