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粹缜
1981年3月15日为和庆龄同志商量李姐（燕娥）的安葬问题，我带着宋氏墓地的图纸去北京。16日下午3时半，她派车接我去她寓所。我准4时到达，她已侯在书房，别后又相见，感到分外高兴，她伸出双手迎接我。她告诉我3月上旬她不慎摔了一跤，现在就是腰痛，经常有低热。我不在意。想着过去有多次类似的事发生，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都恢复了，这次也会好的。我铺开宋氏墓地图纸，详细汇报了上海有关部门安葬李姐骨灰的打算，庆龄同志戴上眼镜，细细观看图纸。边看边谈到她记得宋氏墓地有八穴地。顿了顿，又指着图纸说，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平行的右边是她的。因为是小辈，都比她父母的墓穴低一些。说着说着，她深情地怀念起李姐：李姐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是非分得很清楚，是位坚强高尚的女性。解放前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多次以金钱、地位、介绍对象利诱李姐，要她监视庆龄同志与共产党人的来往，搜集情况向特务机关密告，李姐都严词拒绝了，从此李姐警惕性更高，保护和支持了庆龄同志的革命活动。李姐16岁到庆龄同志身边，1981年2月5日去世，终年69岁，整整陪伴庆龄同志五十三年，她对人民革命事业也是有功的。
上海有关部门按照庆龄同志的指示，很快安排力量，筑妥了李姐的墓穴，4月2日举行了简单庄重的安葬仪式。4月4日我把李姐墓地和悼念、安葬仪式的照片给她看，她很高兴，赞扬了上海经办同志的工作效率高、质量好。李姐的骨灰盒是2月17日迁返上海的。未迁上海前，一次，我去宋宅。庆龄同志要我和她一起去看看李姐的骨灰盒。（骨灰盒暂存她家）她又回顾起李姐对她的好处，一再叮嘱要为李姐立石碑，写上“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她亲切地抚摸李姐的骨灰盒，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我和她的保姆都不愿她久留在李姐骨灰盒前，劝她回房，我要送她回房后再走，她不肯，反而要看我走了她再回房，我知道那时只有快走，才能平静她激动的心情，于是依顺她的意思，向她告辞，她含泪拥抱，我不敢正视，低头匆匆走了。
李姐的安葬事宜告一段落，我准备回上海了，没想到庆龄同志病重，我就留下了。
我的心情随着庆龄同志病情的变化而起伏。她病情稳定时，我宽慰；她病情加重时，我焦虑。有一阵，她的病情明显好转，又接待起亲密的同志和友人了，我为此高兴，并且自信到固执的地步。可是现实太无情了。5月8日她出席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会前大家担心她的健康，建议请王炳南同志代表她，参加这次活动；她的发言事先录好音，到会上播放。开始，她同意了，准备工作都作好了，但不久，她觉得不妥，认为这样隆重的仪式，她不亲自参加，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她坚持要亲自参加并讲话。那天她虽然还发烧，不能站立起来，但情绪欢快，精神还是那么振奋，亲自作了二十分钟的讲话。了解情况的同志都清楚这二十分钟的讲话是多么不易啊！她忍受住病体的严重痛苦，手里拿着一份中文讲稿，现看现翻译成英文讲出来。这时，我又存侥幸心情，祝愿她能恢复健康，至少能稳定一个较长时期。万万没有料到时隔几天，她的病情急转直下，到了危急的地步。多少次我守候在她病榻前，她还能清醒地认识我；但又有多少次，我守护在她病榻前，她却是昏睡着。生命终有极限，庆龄同志终于离开我们去了，永远去了。我抑制不住自己悲痛的泪水，听凭它默默地流着，默默地流着。往事随着泪水涌进我的脑海。
我和庆龄同志认识不算太早，但相知神交已久。主要是受我爱人邹韬奋（1895－1944年）的影响。邹韬奋早年敬仰孙中山先生。1926年10月他接办《生活》周刊以后，就曾连续多期介绍中山先生的生平；介绍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后来国民党右派恶意造谣，中伤庆龄同志，韬奋又通过他的刊物，为庆龄同志辟谣。从韬奋处我了解到庆龄同志是一位极有气魄的女性。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激起我全民族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伸出黑手，镇压抗日爱国运动。1936年11月22日深夜，韬奋和其他六位爱国者遭到非法逮捕。这就是三十年代震惊国内外的“七君子事件”。
庆龄同志为七君子被捕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罪名，只能更引起中国人民的抗日的怒火和爱国的义愤，全中国的人民是不会饶日本军阀的。
庆龄同志的声明，对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家属，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上的支持，它增添了我们的斗争勇气。
为营救七位爱国者，庆龄同志和一些革命者、共产党人联合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她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中提出：“要求政府和法院，立即把沈钧儒等七位先生释放。不然，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同罪”；并“愿意永远陪沈先生等坐牢”。“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1937年7月5日，庆龄同志在上海，避开国民党宪警的耳目，率领十一位同志亲赴苏州，向江苏高等法院提出自请入狱，以抗议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她正气浩然，爱国爱民的光辉形象深刻在我心里。
以后我有幸见到庆龄同志，但那都是在公众场合。她稳重、端庄、美丽，深得人民的爱戴。平时，人们言谈中提到“孙夫人”，总是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正义、爱国连在一起的。
1941年2月下旬，韬奋被迫出走香港，我随后带着孩子也到了香港。一天，韬奋从庆龄同志家开会回来，对我说：“孙夫人募捐来大批救济物资，准备送往解放区，需要请几个人去帮忙整理。她让你也去，你去吧！”我欣然同意。就这样，我和廖梦醒、倪斐君等一起参加了整理工作。记得那天我遵照嘱咐，到了香港湾仔的一个仓库里。庆龄同志亲切和我们握手，随后象谈家常一样提出了要求，她说解放区缺医少药，这些募捐来的物资有衣服、日用品、医疗器械、药品、奶粉罐头，品种很多，请你们帮助分类整理，集中装箱，我会想办法运到解放区去的。我们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还编了物资细目。庆龄同志自己一有空也来帮着整理。在工作快结束时，她亲自派车子接我们几人到一家饭店吃饭。席间，她兴致很高，温和热忱，一时用英语和梦醒交谈，一时用上海本地话与我交谈，一时又用带上海口音的北京话与斐君交谈，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和感谢。在座的还有庆龄同志的保姆、忠诚伙伴李妈——李燕娥同志，庆龄同志亲切地唤她“李姐”。她平易的作风，亲切的谈吐，和蔼的态度，显示了她谦逊的美德。在国内国际享有极高声望的“孙夫人”，是这样的伟大而平凡，可亲可敬，她脚踏实地动员和团结一切力量，为抗日战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庆龄同志去了重庆，我们从此分手多年。
1944年7月韬奋患病去世，1945年5月，我患乳腺癌住院动大手术，以后隐居在敌伪统治下的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庆龄同志回到上海。她很快知道了我那几年的颠波和不幸。她自己受特务监视，行动不自由，就一次又一次地派李姐来看我，送来日用品和水果。有一次她派车接我到她家去吃饭。她轻声慢语安慰我：“邹先生去世了，你不能太悲伤，身体要紧。邹先生的文章代表人民讲话，在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下，为进步青年指明了出路。他用他的笔做了很多好事。你有机会也要到社会上去做事，你能做的。”她的真诚和体贴使我振奋。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大约在6月间，我被约请到中南海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政协开幕那天，我惊喜地又看到了庆龄同志。她是在邓颖超大姐的陪伴下，从上海到北京的。她的嘴角浮现着一缕欣喜的微笑。是啊！为实现新中国，她呕心沥血，以超众的才智，团结各种进步力量，支援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而党的事业的胜利，又成了她前进的动力。
政协会议结束，庆龄同志对我说：解放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要大大开展，先要增办一个托儿所。她约我担任这个托儿所的所长。我从来没有担任过领导工作，有点胆怯。她热情鼓励我，说只要爱孩子，工作能做好的。在她的感召下，我开始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并为能在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而高兴。1951年6月，我被调去上海市妇联搞儿童福利工作，我们仍经常有接触和交往。
1950年冬，庆龄同志和林伯渠、朱明、罗叔章、廖梦醒等同志去东北三省参观视察，她要我也陪同前往。我亲眼目睹庆龄同志勤奋忘我工作的情景。每天她大清早起床，用在生活起居方面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是用在看材料、做视察的准备工作上。每到一处，都认真听汇报，提问题，还要随行的同志帮助记录。晚间，经过一天的奔波劳累，她也不肯早早休息。她的眼睛不好，在灯光下看东西吃力，拿来文件，就要我轻声读给她听。一路上，她关心所有随行的人。遇到房间挤，她让我睡在她套间外屋。有一次，我连续几天不适，腹部气胀，她竟坐在我身边给我按摩，那时她已荣任国家副主席。四十年代，她在我心中留下的崇高形象，又重现在我眼前：她伟大而平凡，可亲可敬；她善于动员和团结一切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奋斗。
几十年来，庆龄同志给我的影响和教诲是一言难尽的。她从来不以领导人自居，多次对我说：“我们是老姐妹了，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讲。”她交托我办事，不论大事小事，总是信任地交托，但又表示很过意不去。这次病重，有一天她又对我说:“你我是老姐妹了，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叫我怎么说呢？”我咽下悲痛的泪水，宽慰她：“夫人，是老姐妹，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作为老妹妹，那都是我该做的事。”她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以后又亲吻了我。
在病中，我不时去探望她。她和我谈了很多。她曾对我讲过，上海是她的出生地，是她从事革命活动和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她在这里交往过许多革命者和进步朋友。当年她将大批医药物资送往解放区，支援人民军队，也是从上海运出去的。解放后，她在这里会见过许多国际友人。她还多次谈到上海有孙中山先生的故居，上海住处还有中山先生许多衣物，每年都是由李姐负责晾晒，现在李姐故去了，只得由她整理了。她约我等她身体稍好后，帮她一起整理中山先生的衣物。还说，她的父母都葬在上海，她热爱上海，她去世后一定要把骨灰盒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她父母身旁。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探望时谈心的话，竟成了她留给我们的遗言。
在她弥留之际，5月21日清晨，我又来到她病榻前陪伴她。她睁开眼看到是我，便断断续续地说：“沈大姐，你休息吧！……你休息了？……一定要休息。”一连说了三个休息。这就是庆龄同志最后对我说的话。我抚摸着她滚烫的额头和面额，留下了阵阵热泪。
最令人难以忘情的是庆龄同志还给我留下了她生前的最后题词。早在今年初，韬奋纪念馆在着手编选《韬奋手迹》一书，要求我恳请庆龄同志为该书封面题签。春节，我从上海去北京，将此事向庆龄同志当面提出，她高兴地答应了。但说现在她的手有些抖，等好些后再写。我看她的手总在发抖，便不忍心催她。2月下旬我由京返沪前，在给她的信封上注了一句话：“请夫人健康时再写”。以后，她的病时好时坏，我就没有再向她提题签的事。庆龄同志却一直记着这件事。在她病危的前夕，5月12日清晨5时，她叫来身边的同志，说她要做事，让人扶着她，艰难地走到写字台旁坐下，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韬奋手迹”四个大字，落款:“宋庆龄题”，时间：“一九八一年”，而且写了两张供选用。写完后请身边工作人员扶她上床躺下，说：“我现在放心了。”还一再叮嘱将写好的字交给我。平日，我们之间长则一个月，短则三五日，即互通信息，她最后给我的信是3月8日，抬头称呼我“最亲爱的沈大姐。”想着她几十年的情谊，当我收到这件题签，听她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她写这几个字的情景，激动得心都发抖了。我又难过，又钦佩。这几个在她重病中挣扎着起来题的字，竟成了她最后留下的题签。她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心来对待朋友和同志的。庆龄同志的深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头，珍藏在我心灵的深处。
庆龄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有明确的革命信念和目标，虽遇艰险，却一生坚定，从不动摇。她为革命奋斗一生的光辉形象和业绩永远地深深地埋藏在我和亿万人民的心中。
1981年6月8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