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梦醒
我和宋庆龄同志初次见面，是六十六年前的事。那是1915年，在日本，当时我11岁。她刚和孙中山先生结婚，父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承志到中山先生家贺喜。她和中山先生结婚，是日本律师和田瑞先生作证的，结婚证书现在还保存在我国历史博物馆。自那时起，她待我和承志一直亲如子侄，我们叫她姑姑。
中山先生回广州当临时大总统时，我正在执信纪念学校念书。执信学校就在总统府隔壁，中山先生和夫人叫我每天到总统府他们家吃午饭。中山先生是吃素的，我们三个人吃四小碟菜。他爱吃素馨花、豆芽菜等，偶尔有些蛋类而已。
第一次北伐时，中山先生率师赴桂林，庆龄同志和我母亲合作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出征军人慰劳会。那时我只有十多岁，她们让我担任会计，每天跑银行，管理各方的捐款，等到她们一同赴桂林去劳军，带走了全部捐款，我才继续上学。
1922年陈炯明乘中山先生赴桂林督师北伐之际，骗我父亲到惠州囚禁起来。陈炯明对北伐早存异心，说父亲是中山先生的“荷包”（即钱包），“锁起你的荷包，看你怎样北伐？！”中山先生赶紧从桂林回师讨陈，庆龄同志亦同行，陈炯明竟丧心病狂深夜火烧总统府，想把中山先生夫妇烧死在观音山。中山先生的卫士长马湘和黄惠龙为了中山先生夫妇的安全，催促他们赶紧逃出总统府。庆龄同志考虑到中山先生带着她，势必惹人注目，反使中山先生难以逃脱。于是她坚持自己留下，请中山先生先走。中山先生又不忍心让她一人留下，两人相持不下。天渐渐晚了，火势越来越大，陈炯明的包围圈也愈缩愈小。最后中山先生不得不穿上长衫扮成中医，令两个卫士长一个跟随自己，一个留下伴送庆龄同志。庆龄同志待中山先生走后很久，才穿着一套女工的服装逃出观音山。由于紧张和劳累，到达岭南大学钟荣光家她就流产了。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
1924年国民党宣布执行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庆龄同志和我母亲一直努力维护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因而后来周恩来同志说：“国民党还有什么人？只剩了两个女人！”
孙先生和我父亲去世之后，国民党右派背叛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破裂。庆龄同志与鲍罗廷夫妇、陈友仁等人离开中国到了欧洲。那时我正在法国，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我父亲，母亲怕国民党当权派心狠手辣会斩草除根，把我送到法国，弟弟到德国。庆龄同志到法国后约我到她的住处见面。谈话时，她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当时我已和少石同志订婚，但还未入党。我回答：“不是。”她说：“当共产党是件好事，你何必否认？”可见当时她对党已很有认识。
1930年少石同志接受任务到香港建立联系苏区中央与上海中央的交通站，我便回国与少石同志结婚，婚后赴香港在交通站工作。庆龄同志因奔母丧亦回到上海，从上海寄了一个马尾毛编织的手袋给我，并嘱我如赴沪一定要去看她。1934年香港交通站被破坏后，我到了上海，又与她相见。一次她宴请萧伯纳、史沫特莱、鲁迅、蔡元培等人，但拍照时，她因知道我已入党，不便拍照，便没有让我参加。
在上海时期，庆龄同志尽力帮助地下党和接近党的民主人士。陈赓同志被捕，庆龄同志亲赴南京营救。起初蒋介石坚持要杀，庆龄同志骂他说：“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蒋介石被她骂得俯首无言，只得让庆龄同志把陈赓同志带走。
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为了宣传抗日、主张国共合作，被蒋介石特务逮捕，囚禁于苏州。庆龄同志带着行李去苏州营救，打算如营救不成就与七君子同入狱。
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庆龄同志转移到香港。白求恩过港赴延安时，承志、邓文钊与我组织了一个加拿大医疗小组，但苦于声望不足，迄无建树。乘庆龄同志来港，便发起筹组保卫中国同盟，由庆龄同志任委员长，邓文钊任财务主任，我任办公室主任兼秘书。工作人员起初只有我们几个及爱泼斯坦等人，任务是出版刊物，介绍八路军和延安解放区，为他们向海外人士募集捐款和医疗器材。我们支援过的机构有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延安洛杉矶托儿所、中央医院、鲁艺、抗大等。后来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都陆续参加工作，保卫中国同盟在西摩道设了一个办事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迁渝办公。
在港期间，有个汽车商人捐了一部大型救护车，庆龄同志把它送往延安，随车还有几名支援解放区的外国医生。这车大小象公共汽车，灯水齐备，还有手术床和七张病床。送车证给庆龄同志那天，我们都到场观礼，许多记者来采访，报纸纷纷刊登消息照片，引为一番盛事。保卫中国同盟常把一卡车一卡车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托外国友好人士送往延安。但这些宝贵物资常被国民党军警无理没收。有一次国民党在陕西三原没收了我们募捐的三卡车医疗器材，包括外科手术用的胶手套，X光机等。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假使白求恩大夫及时收到这些胶手套，也许不致于感染破伤风死去。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庆龄同志到了重庆，随后周恩来同志把我调到重庆，不久爱泼斯坦夫妇也来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转移到重庆，任务依然是给边区军民募集捐款和医疗器材。国内外不少人仰慕孙夫人，有些人就是为了得到她在捐款收据上的亲笔签名而慷慨解囊的。当时胡宗南部队封锁陕甘宁边区，边区缺医少药。有一次，国外捐来一架大型X光机。那时能飞到延安去的只有美国军用机。可是这部X光机体积很大，搬不进舱门。我请示恩来同志，他叫我去跟庆龄同志商量。庆龄同志让我去找史迪威将军的杨副官。那是一个夏威夷华侨，深得史迪威信任。我把情况说明后，他立刻报告史迪威将军。史迪威将军向来钦佩孙夫人，一口答应帮忙。他怕夜长梦多，下令马上改建一架军用飞机的舱门，把X光机装进去就飞往延安。
那时保卫中国同盟的办事处就设在庆龄同志家里，房子周围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家里也有国民党派来的“听差”，庆龄同志实际上并没有与人交往的自由。但是她一直与周恩来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我充当他们之间的联络员，自己则总是深居简出。有一次，是1943年，《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在化龙桥报馆的操场上举行庆祝活动，庆龄同志也出席了，邓大姐亲自陪她观看演出。记得节目中有秧歌剧《兄妹开荒》，荣高棠同志参加了演出。因为庆龄同志很难得有机会来到自己人中间，所以这一天她特别高兴。
1954年秋末，少石同志在重庆遇难，遗体停在市民医院。庆龄同志异常悲痛，亲自去医院看我，还在灵前献花吊唁，到了安葬的那一天，又为少石同志执绋。她安慰我，叫我节哀，并叫我不必急于去上班，好好休息一下。恩来同志便把我和女儿接到红岩，使我能暂时回到革命大家庭中。同志们的温暖和关怀，帮助我在悲痛中坚强起来，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这时，抗战胜利已有几个月，庆龄同志要回上海了。恩来同志和我谈话，叫我作好准备，随后就去。这样，保卫中国同盟迁到上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它除了继续募捐款项与医疗器材给解放区外，还办了儿童剧团（为了收容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儿童图书馆和识字班（后来发展成为少年宫）、妇幼保健站（后来发展成为福利会儿童医院）等。鉴于国民党统治下很多进步文化人生活贫苦，1948年庆龄同志发起了一个援助贫病作家的中秋赏月会，有跳舞、猜灯谜及其他各种游戏，公开发售入场券，收入所得全部分送当时在上海的贫病作家。除现金外，送给贫病作家的还有帆布床、面粉和澳州捐来的毛毯。这些援助虽然菲薄，但对当时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病作家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当时蒋介石政权已摇摇欲坠，更加疯狂镇压革命人民。对于这点庆龄同志是很警惕的。当时有一位同情我党的朋友倪斐君知道国民党要抓一批地下党员，她把黑名单透露给我，我立即把情报送到党的一个联络点。不料很快我自己也上了黑名单。一天庆龄同志告诉我说：“你也上黑名单了，赶快走吧。”我于是通过地下电台请示恩来同志，恩来同志指示我迅速转移，庆龄同志便立即让一个外国朋友出面为我购买船票，把我送到香港。
北平解放后，我和母亲从香港到了北平。第一届全国政协议会议快要开会了。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写了信请庆龄同志来京，并派邓大姐和我去接。到了上海，邓大姐叫我先去看她。
庆龄同志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我说：“北京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
几次交谈之后，邓大姐把庆龄同志说服了。8月底我们乘车北上。
9月1日，庆龄同志车抵北京。在月台上，毛主席、朱德同志、恩来同志都来了，我母亲也来了，都来迎接她。当天晚上，毛主席宴请庆龄同志，大家畅谈甚欢。我亦恭陪末席。
全国解放后，我不再担任庆龄同志的秘书，和她接触的机会就少得多了。不过我们依然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十年浩劫期间，虽然她得到党和人民的保护，但仍然受到不少干扰。隔邻的两个机关不停地放大喇叭打派仗，吵得一贯爱好清静的庆龄同志心神不安。1966年8月的一天，她忽然派人来叫我立即去一趟。到了她家，她告诉我她父母在上海的墓地被红卫兵砸得稀烂，还给我看了照片。庆龄同志是很爱她父母的，这件事使她心里十分难过。她要求我立即把照片送交邓大姐。总理知道后说，此事一定要妥善处理。墓地很快修复了，还重立了墓碑。不久邓大姐叫我把墓地修复后拍摄的照片交给庆龄同志看。对于周总理在那困难时刻为她做的这件事，她表示十分感激，永生不忘。
那天庆龄同志还对当时红卫兵要所有妇女一律剪短发表示不理解。她说：“我不要剪头发。”原来，庆龄同志的母亲临终时，曾要求女儿永不剪短发，所以她们三姐妹都梳发髻，庆龄同志始终遵守当时所作的诺言。
后来，我们就没有机会见面了。1972年9月1日我的母亲何香凝半夜去世，承志打电话告诉庆龄同志。次日天刚亮，她就到了北京医院。她是向我母亲遗体告别的第一个人。那时，她行动已经不太方便，我想，这两位并肩战斗达半个世纪的老朋友，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希望她健康长寿，继续为人民的事业奋斗。
今年年初我因病住院，二月份出院后还接到她的来信，说知道我出院很是高兴。没想到三个月后她就永远离开我们了。
庆龄同志一生支持进步事业，伸张正义，为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在中山先生去世，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她坚决站在人民一边。这在国民党反动派骂我党为“匪”，很多人不明真相的历史条件下，其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其作用是无法代替的。庆龄同志的英名将永垂青史，与人民的事业长存！
庆龄同志，您安息吧！
（原载1981年6月3日、4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