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鹏 

 
    数月前，得悉全国人民敬爱的宋庆龄同志患了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甚为她的健康耽心，但又不便前去打扰，只得默默地祝她早日康复。当看到5月8日她高兴地到人民大会堂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消息和照片时，以为她病情好转，感到欣慰。不料她老人家病情突然恶化，经抢救无效，于5月29日与世长辞了。今天看到宋庆龄同志的遗体安祥地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水晶棺中，接受党政军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民群众和国际友好人士的瞻仰时，心中更增加了对她的崇敬。 

  
党的最亲密战友

  
    自从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宋庆龄和廖仲恺、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就坚决执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同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同志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同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勾当进行坚决斗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通电声讨国民党右派“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我党发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她积极响应，并团结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量和国际反法西斯的友人共同斗争。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恫吓和白色恐怖，她如高山上的青松，屹立在狂风暴雨中英勇战斗，始终同我地下党保持联系。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与宋庆龄在国民党内进行的英勇斗争是分不开的。1937年2月，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亲日派挑动内战的阴谋。此时国民党中央召开了三中全会，我党中央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致电该会，希望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宋庆龄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发表了有名的“实行孙中山遗嘱”的演讲，响亮地提出只有忠实执行孙中山遗嘱，执行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她说：“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她并联合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十四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向大会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尽管会上勉强通过了所谓“根绝赤祸”的议案，但是要求国共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闭会不久，蒋介石不得不秘密邀请我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到杭州开始进行两党谈判。
    1938年，宋庆龄离开被日寇占领的上海到了香港。为了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她在香港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她团结了许多国际友人和爱国侨胞，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英雄事迹，募集了许多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支援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我在南京、武汉、重庆办事处工作期间，就看到过由“保卫中国同盟”送来的许多医疗器械和物资，我还拍下了一些照片。她介绍的白求恩大夫和其他国际友人，就是经过武汉办事处转送延安的。当时，“孙夫人”的伟大形象深深地印在我们办事处同志的脑海中。
    抗战后期，宋庆龄在重庆的几年，尽管有国民党特务的层层包围，可是无法阻隔她和我党的联系。在那雾都的恶劣环境中，她的心始终是同党的心一起跳动的。
    我清楚地记得，1945年9月的一个上午，分别了十八年的两位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宋庆龄在重庆上清寺桂园张治中公馆内亲切会见了。我亲眼看到，毛主席走出客厅门口迎接，两支推动革命前进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然后他们进入会客室进行亲切会谈。会谈后，毛主席又亲自将宋庆龄同志送到大门外，一直看着她上了汽车才离开。
    1949年9月，宋庆龄应中共中央邀请到达北京，毛主席亲自到车站迎接，从此，她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革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更亲密地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党的最好党员

    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考验，完全证明宋庆龄同志早已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她一贯拥护并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党组织保持最密切的关系，用共产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她很早就希望入党，但当党希望她留在党外对革命发挥更大的作用时，她完全从党的事业出发，服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党对她的要求，尊重党的意见，暂时留在党外，表现了一位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对党的情感和伟大胸怀。她以同党亲密合作的非党人士身份工作，在许多方面的确起到了共产党员所不能起的作用。党中央没有从组织上吸收她入党，但一直把她作为党的领导同志看待。1956年邀请她列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57年她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都是对她最大的信任。在五十年代，中央就决定专门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给她看，她完全按照党的保密守则亲自拆封和保管，看完后亲自加封退回。除了请她参加重要会议外，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同志当面通知她并征求她的意见。有些问题则由齐燕铭或徐冰和我去向她报告请示。不论什么问题，她都是以对党负责的态度处理，只要是党的决定，她总是无条件地执行。
    去年2月25日，我向她汇报了全国政协决定举行纪念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活动，大家推举她为筹备委员会主任时，她很谦虚地说，让人家做好。当我说党组织同意大家的意见，她就欣然接受。3月5日的纪念会，她亲临主持，会开得很好，对国内外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庆龄同志在重病时又一次提出要求入党，中央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从此我党的名册中又增加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名字，同时也更增加了她的光辉。

热望祖国早日统一

    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被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了五十年。1945年归还祖国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扶持下盘踞台湾，又使台湾人民同祖国大陆分离了三十多年不能与亲人团聚。宋庆龄对此十分关怀，希望早日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1979年1月1日发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她以副委员长的身份，表示完全赞成。
    1979年9月29日她发表了重要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其中特别提到，“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三十年了，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我们热切期望台湾同胞能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为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建国大业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1980年1月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新年茶话会。我向她报告邓颖超同志准备在会上发表对台政策的讲话，希望她参加，她高兴地答应了。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三楼大厅里，她同邓小平、邓颖超、乌兰夫等同志和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各界爱国人士三百多人，共庆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新年佳节。当邓颖超同志讲到，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在国内外得到了各方面的积极响应，广大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热烈拥护《告台湾同胞书》中所宣告的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台湾归回祖国的爱国统一战线，积极地进行了各种活动和努力，她表示特别高兴。当她听到邓小平同志说到，我们满怀信心地跨入了八十年代，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作出显著成绩，要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始终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时，她兴奋地和全体同志热烈鼓掌。
    3月8日，她出席了全国妇联举行的三八妇女节联欢会，她对台湾姐妹寄以亲切的希望。她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天，我们更加深切怀念台湾的姐妹们。我们愿寄语台湾的姐妹，热切盼望你们回来探亲访友，共叙骨肉之情，为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奋斗。”
    她是多么想念台湾的一千七百多万骨肉同胞，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和祖国大陆的九亿多同胞欢聚啊！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早日实现毛主席、周总理和宋庆龄同志的这个遗愿！

 
伟大而又平凡

    宋庆龄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是伟大的，但始终又是一个平凡的中国公民。她爱国爱民，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的美满幸福而奋斗了一生。抗战时期，她为上海抗战的伤病员建立医院，亲自慰问；她为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征募药品、物资。解放后，她走遍祖国大地，深入工厂、农村、军营；她时时关心妇女的解放和她们的切身利益；她特别爱护少年儿童，经常走到他们当中，象慈爱的祖母，象辛勤的园丁，精心培育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她平易近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完全以同志态度平等对待，和他们一起打“克郎球”，并且经常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对同她来往的人，不管职位高低，一样热情接待。她身体健康时，喜欢和同志们一道参观、游览，或邀请他们到她家里举行联欢。
    她患病期间，医生劝她停止会客，但是有关工作的文件，她还是要亲自拆阅和处理。3月5日，我用信向她报告一个海外来的友人要求见她，只希望她经过秘书回个电话，以便回答友人。没想到她立即在病床上亲笔给我回信，亲切地称我“童同志”，要我转告友人，她因病重不能见面，表示遗憾，并请友人向她在海外的亲友问好。当我把这封信交给这位友人看时，友人十分感动。我也从这件事情中受到深刻的教育。这封信，就成为我永远保存的重要纪念品了。
    伟人逝世，举国同悲！宋庆龄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它将激励我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勇前进！

1981年5月31日
（原载1981年6月2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