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宋庆龄同志
许德珩
听到宋庆龄同志病重的消息，我十分不安。5月17日早晨，我即驱车去她的住宅看望。病魔的折磨，使她高烧不醒。我这个当年被她以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名义营救出来的老知识分子，面对素所敬仰的孙夫人，思绪万千，不能自己。我嘱咐护理的同志千万不要惊动她，探视片刻，我便辞出，衷心祝愿她沉疴立起，健康恢复。
我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同志，是在六十三年以前。那是1918年的暑假，为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活动。为了阐述反帝爱国的宗旨，我们去莫利爱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和我们谈话时，客厅的一隅，坐着宋庆龄同志在打字。这是我认识她的开始。
“五四”以后，亦即1919年8月，我和参加全国学联工作的几位同学，再一次拜会了中山先生。这次访问，我们与中山先生就国家大事展开了热烈地讨论。宋庆龄同志仍然坐在那里打字。归途中，大家边走边议论，都认为她并没有以中山先生的夫人身份参加我们的讨论，这种稳重谦虚的风度，令人敬佩，赞叹不已。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同志为了打败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军阀、争取民族平等和社会进步，她积极投身于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当时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于宋庆龄同志有这样的描写:“她温文尔雅，但性格坚强。……她对孙中山规定的革命忠诚不移，坚守孙中山关于联共、组织工农的遗愿……。她深深了解各种社会磨擦，尽量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因素团结在一起。由于她品格上的魅力，她甚至于从对手那里争得了协助，推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从而为革命军北伐赢得了喘息的时机。”
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造成了全国的革命高潮。但是，正在这个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公开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原则和政策，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的武汉政府，是革命政治中心。宋庆龄同志和我都在武汉，所以我间或有机会得以见到她。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了同样的叛变。在其公开叛变之前夕，宋庆龄同志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义正词严地斥责了孙中山先生的叛徒。她怀着对于革命的坚定的信念，宣布和叛徒们分裂。她指出蒋、汪之流“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严正声明“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我当时读了她的声明，深受感动，从中获益良多，使我意识到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必将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获得最后的胜利。
1927年8月底，宋庆龄同志和邓演达、陈友仁、鲍罗廷等人乘一艘苏联轮船去海参崴，又乘火车到莫斯科。行前，她发表了《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声明自己仍然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最后她说：“因此，我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这一点”。她坚定的立场，果敢的行动，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1931年和1932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日军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我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和同学们一道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抗议蒋介石卖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1932年暑假开学后，蒋介石仿效希特勒的办法，设立了特务组织——宪兵第三团，并以他的侄子蒋孝先为特务头子，调来北京，专门对付爱国学生和爱国教员。当年12月间，师大教授马哲民、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侯外庐和我先后秘密被捕，关进宪兵三团。经我爱人劳君展同志查实了关押处所，报纸上公布了我们被捕的消息，北平各校及社会舆论大哗。不一两天，消息就传遍了国内，各方面发来了许多慰问电。
当时，宋庆龄同志在上海。她和蔡元培、杨杏佛（铨）诸先生，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的一个进步团体，其宗旨在于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主席为宋庆龄同志，副主席为蔡元培先生，总干事为杨杏佛先生。我被捕消息传到上海后，宋庆龄同志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先生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营救我们的代电，电文如下：
南京中央政治会议蒋常务委员介石先、行政院宋代院长子文先生、北平平津卫戌司令于学忠先生公鉴：报载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年来国事凌夷，民气消沉，皆坐民权不立，人民在家时怀朝不保暮之恐惧，对外何能鼓同仇敌忾之精神？欲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惟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捕人民、检查新闻。并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杨铨、黎照寰、林语堂等同启。12月17日（见1932年12月18日《申报》）
杨杏佛先生受宋庆龄同志和蔡元培先生的委托，于当年12月17日来到北平。杨到北京大学后随即到我家里，与君展一起来监狱看我，多所慰问。我对杨说：“我们是爱国运动。政府不打敌人，专打人民。若爱国有罪，我愿坐穿牢底；若爱国无罪，他们应当向我赔罪……”。听说，北大、师大、平大法商学院、东北大学等校学生已准备为此罢课。而北平军政当局张学良自东北易帜以后，唯蒋命是听，但“九·一八”后国恨家仇，使他思想逐渐有所变化。此时对开罪于北平教育界，有所顾忌，若各校真的罢起课来，恐更不好收拾。所以他趁杨杏佛代表民权保障同盟北来之际，顺水推舟，将我释放，以资缓和。12月19日午间，他们在牢房里设了四盘茶、一个火锅，请我吃饭。不一刻，杨杏佛同北大法学院周炳琳一起来了，我把饭桌推翻，随即同杨杏佛出了狱。
我出狱不久，杨杏佛就来找我，要我参加民权保障同盟。我对他说：我自己的人权都保障不了，还保障人家的民权。杨杏佛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保障民权。在杨杏佛的动员下，我参加了民权保障同盟。《世界日报》的萨空了同志也以记者身份参加了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1月30日，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会上选出了九名执行委员，其中有胡适和我。
就在这时发生了开除胡适的问题。胡适身为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却大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暗中则和丁文江通过反动政府和驻德领事馆撤销了史沫特莱驻华记者的名义。史沫特莱当时以德国《佛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在中国的进步组织，特别是民权保障同盟的反帝反蒋斗争中起着积极作用，因此胡适的企图显然是打击中国的左派来为反动势力效劳。宋庆龄同志在分清敌我这一问题上显示了坚持原则和毫不妥协的态度，经过斗争开除了胡适。此外，当民权保障同盟提出监狱黑暗的问题时，胡适在参观北平的几个监狱后，竟向外国记者吹嘘监狱中如何自由，他可以用英语和囚犯交谈等，为反动当局粉饰罪责。宋庆龄同志在发表的文章中对他予以有力的驳斥。
宋庆龄同志在这个黑暗的时期，把保卫人民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民权保障同盟不但直接援助了许多在国民党狱中的革命者，诸如廖承志、陈赓、丁玲同志等，以及国际友人牛兰夫妇，使他们得到辩护或释放，而且对于反动恐怖统治作了严厉抨击。她在这一时期，发表了有关声明和论文，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任意蹂躏人权、屠杀革命人民的残暴罪行，指出了保护被捕革命者的重要意义。
1933年6月，杨杏佛先生惨遭特务暗杀。国民党发动派的罪恶目的十分明显，是对宋庆龄同志和蔡元培先生等恐吓威胁，但是宋庆龄同志在杨杏佛被刺之后立即发表声明说:“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这种不畏强暴，伸张正义的精神，使我异常钦佩。杨杏佛先生被刺的消息传到北平时，我曾写了一首古诗，题为《哭杨杏佛先生》，内容如下：
天暗暗兮我心悲伤！血洒江南兮众情激荡！此仇必报兮时间不长。百倍以偿兮何时？宋蔡心情兮可想！泪落京华兮此日。雪耻到来兮地覆天翻！
1938年7月，正值中国民主团结抗战高潮之际，国内所有的妇女组织，在庐山举行会议，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妇女组织。这就是当时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所以发展得很迅速。共产党、国民党和无党无派的妇女站在平等的地位，参加这次会议讨论。我的爱人劳君展同志当时就参加了这次会议。她记得邓颖超同志在会议结束时还带领大家唱《松花江上》的抗日救亡歌曲，大家团结战斗的情绪甚为激昂。当时宋庆龄同志是这次会议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为它的成立和发展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宋庆龄同志不仅参加了政府工作，从事新的人民福利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而且访问了新中国的许多城市和农村，并且多次代表中国人民和政府出访。
自从解放以来，我们都是忙于工作，除了开会晤面问候以外，个别往还较少。然而她的热烈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新中国建设的作品，我却拜读了不少。最近，她的秘书告诉我，宋庆龄同志总是不时地提起我，问起我的工作、生活起居情况，承蒙她如此锦注，使我十分感激。
去年（1980年）3月，为了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宋庆龄同志主持了纪念大会，我在会上作了报告。我觉得能够和她共同纪念蔡元培先生，这是十分荣幸而有意义的。
宋庆龄同志的革命情操、道德文章，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原载1981年5月23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