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 宋庆龄研究 -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_伟人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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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盛永华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制订,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这是孙中山毕生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的必然结果,也是孙中山和他的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忠实战友和助手们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扬的标志。

三大政策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精髓和灵魂,甚至成为它的主要标志。孙中山为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制订了革命纲领---三民主义,而三大政策则是实现这个纲领的战略和策略,即纲领实现的途径、方法和手段。缺乏相应的战略与策略,不能称作完整意义的纲领。孙中山为了实现他的革命目标,必须要找到可资凭靠的物质力量。反动的腐朽的社会秩序,必须由革命的物质力量去摧毁。为了胜利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必定要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制订的,它基本上正确解决了革命成败攸关的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力量的配置的问题。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

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蓬勃发展和辉煌实绩,显示了三大政策的生命力。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于世界和中国,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为孙中山制订三大政策提供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在国际和国内社会发展出现了重大的新因素的时候,孙中山能迅速作出反应,及时地调整和修改革命的纲领。制订出新的战略和策略,使之反映出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固然是因为孙中山具有不断进取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家的胆略与卓识,但他的亲密助手廖仲恺、朱执信、宋庆龄等人的坚决支持及大量工作,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宋庆龄在促成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三大政策方面所起的重大的、独特的积极作用,更是不容忽视。

在三大政策决策的过程中,宋庆龄同孙中山一起总结过去的斗争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参与孙中山同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系与会商。在孙中山面临国民党内右派的压力和反对的时候,又给孙中山以全力的支持。她对三大政策的确立,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坚决继续贯彻和执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她以与共产党人的密切合作的实际行动,回击国民党右派的挑战。大革命失败后,她又与歪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毁弃三大政策的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揭穿他们叛徒的嘴脸,坚决守护着新三民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三大政策。她强调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不可分割,从而捍卫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原则。

在国民党退出了革命阵线,日益趋向反动,开始了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的时候,在白色恐怖笼罩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宋庆龄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革命原则出发,在坚持不懈的探索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经受了锻炼与考验,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从此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她根据革命新形势的需要,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推进和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把“联俄”和“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的政策发展成为自觉地将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决心走“俄国人的道路”,坚信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必然以社会主义为前途;把“联共”的政策发展成为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战略、策略,她自己也从中国共产党的盟友而成为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把“扶助农工”的政策发展成为在明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完全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特点的基础上,充分估计了工人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即中国革命力量的基础,从而坚定地依靠工农大众,并为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在三大政策决策与制订的过程中,宋庆龄热诚地推动促成;在三大政策遭到阉割和毁弃的时候,宋庆龄英勇守护和捍卫;在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的时候,她正确理解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原则,从本质上发展了三大政策,赋予三大政策以更深更广的内涵,从而使三大政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团聚各阶层的爱国、民主人士,并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为在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和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

(一)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是孙中山经历了无数斗争失败以后,经过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在不断的探求和奋斗中作出的合符历史发展要求的正确决策。这个对于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决策,也凝结着宋庆龄的高昂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体现着她的不断进取的精神。

孙中山领导革命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寻求同盟者的过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反动统治比较强固,民族民主革命任务极为艰巨。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民主派必须动员国内和国外一切进步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阵线,形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方能克敌制胜。因而,与国际反帝进步力量结成联盟,成为极其紧迫的问题。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环行世界,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汲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学习他们的革命经验,更期望从这些“先生”中间寻找到支持中国革命的“辣菲德”。他曾请求日本政府“助中国革新,以救东亚危局”,但日本政府为着自身卑鄙的目的,真正支持的却是反对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的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借给他们巨额款项,供应他们枪炮武器,以换取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孙中山也曾希冀美国总统“主持公道……达到护法之目的”,但是美国和英国、法国沆瀣一气,分别在中国的各派的军阀中寻找代理人,为各自的利益而互相争斗,可是在反对革命方面,立场和态度却颇为一致。在孙中山几次开府广州的时候,他们或则暗中煽动反对广东革命政府的叛乱,或则公然以赤裸裸的武力相威胁,必欲扼杀之而后决。无数事实的教育终于使孙中山明白“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只有伟大的列宁最为理解孙中山事业的重大意义,对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高潮给予极高的评价:“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认为辛亥革命取得建立共和制度的重大成果“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的世界意义。”辛亥革命失败后,又是列宁给孙中山以不息的支持与鼓舞,他预言“事情不会就这样完了”,坚信“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的中华民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正为捍卫共和制度而艰苦奋斗的孙中山带来了“大希望”。苏维埃国家刚刚诞生,即发表了著名的《和平宣言》,宣布帝俄和临时政府对外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密约”等等一律“立即作废”。1919年7月2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首次对华宣言,向全世界宣布将无代价地放弃帝俄攫取的一切在华权益。次年9月,又再次发表宣言重申了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主旨,并提出苏中两国会谈的几项意见。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特别报告。他批判了第二国际的“老爷们”对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冷漠态度,指出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支持落后的国家的民族解放及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国内战争正开始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列宁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诈的孙中山从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苏俄得到理解与支持,他把目光迅速转向年青的苏维埃国家,向他们寻求支持和帮助就是十分必然的了。据宋庆龄回忆,当孙中山得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后,“高兴到了极点”,立刻“想同列宁直接联系,交流革命经验”。早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孙中山就派王孰闻为西伯利亚调查员,赴俄国西伯利亚考察。他在苏维埃国家居留五年之久,为孙中山提供了不少有关情况。1918年,中国留俄学生张西曼翻译了有关苏俄党政机关的一些重要文献,送交孙中山。当张西曼得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将在莫斯科召开,便秘密到沪谒见孙中山,并建议“响应国际会议的号召,派遣富有时代政治素养的代表参加,共同策进消灭帝国主义和其走狗的伟大业绩。”孙中山答应“详加考虑”。虽然当时没有派出代表,但几个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与孙中山便建立了关系。1919年夏,从苏俄到沪的美国记者Coorge Sokoloky曾向孙中山讲述了苏俄的许多情况。据这个美国记者于1920年初给美国领事馆的报告称,曾有两名俄国人与孙中山接触,其中一人携有阿穆尔(Amur)布尔什维克党军司令的证件,双方讨论合作计划,其中一位强调了武装斗争等等。孙中山曾经在1918年春夏间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战斗。”这对于被帝国主义包围并武装干涉的苏维埃政权,无疑是十分巨大的鼓舞。受列宁的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齐契林于8月1日复函孙中山,表示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与同情,期望两国革命互相支持。1918年夏,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斗争失败后回到上海,与战友们总结失败的教训,准备重振旗鼓。这时期,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孙中山还致力著述,进行理论上新的探索。他深感苏维埃的斗争经验可以借鉴,因而急切希望与苏维埃“及莫斯科的其它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并且尤其注意苏维埃的组织、军队和教育组织。此后,孙中山“屡次与列宁有函电往还,讨论东方革命问题。”

在促成孙中山作出与苏维埃国家结成联盟的决策的过程中,宋庆龄无论在思想领域或者在实际工作方面,都曾经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她承担了大部分致苏俄函电的起草----孙中山致苏俄的函电“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起草”;尽量多地搜集有关苏俄的一切资料;陪同孙中山多次会见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且在事前为这些有重要意义的晤谈进行准备。1920年秋,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会晤共产国际派来的第一位使者维金斯基,就双方建立关系进行了初步商谈,宋庆龄参加了会见并给维金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12月,奉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访问正在桂林督师北伐的孙中山。在宋庆龄陪同下,孙中山与马林长谈了三次,他关于组建一个为各个阶层所接受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政党和建立革命武装的建议得到孙中山的赞许。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与殖民地附属国的革命民主派建立同盟。会议期间,病中的列宁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国、共两党的代表,表示了对国、共两党携手合作的期望。会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领导成员达林来华推动国共合作,他数十次会见了由宋庆龄陪同的孙中山,进行了极富成果的会谈。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和他的身心都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孙中山陷入难以言状的痛苦之中。他指挥军舰在广东省河坚持斗争两月后,被迫回到上海不几天,马林便去到他的身边,给他带去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孙中山在顿挫中更加痛感与苏俄结盟以争取援助的必要。在那段日子里,学习苏俄的经验,争取他们的援助,是孙中山“想得越来越多的问题”。是列宁的思想与学说使孙中山愈来愈认识到“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构成的被压迫民族的阵营。另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构成的压迫民族的阵营。被压迫民族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必须“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持。”但是孙中山要作出“联俄”的决策绝非易事。当时国民党内外反苏的势力很大,他们攻击孙中山与苏俄代表的来往为“卖国”,甚至连他的朋友也误以为他“已经秘密实行了多年的共产政策”而诸多责难,只有宋庆龄、廖仲恺等最忠实的助手和战友给他以无保留的支持。孙中山不断与他们讨论研究,“常常同他最信任的同志谈起他的建立中苏联盟的理想”,并得出了共同的认识:“一个民族要获得解放,必须效法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俄国人民的榜样。”通过反复的思考与讨论,孙中山坚定了与苏俄联盟的决心。1923年1月,在经过多次的会谈后,以孙中山和苏俄全权代表越飞的名义,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中称“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第一次以平等互助的精神规划了中苏两国人民间的关系,表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已经形成。中苏两国人民携手并肩,共同奋斗的前景,使孙中山感到极大的鼓舞:“俄国和中国是天然的同盟者,这两个国家站在一起,将成为一个特别的、不可战胜的联合体。”殷切的期望亦溢于言表。

实行“联共”,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孙中山后期革命活动的光辉顶点。历尽磨难而愈挫愈奋的孙中山,接受了列宁与共产国际的援助,终于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找到了可以依赖的真正同盟者。“联共”政策的实现,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们自觉地使自己的活动“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迈出的重要的一步。

为了与强大的反动势力相搏斗,孙中山曾经不断寻找和团聚可以依靠的力量。早在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就已力图同因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合作。但年青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与老谋深算的维新派--它的领袖康有为坚持“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政见不同,“造反”与“保皇”的目的与手段均异,合作当然难以实现。在长期的反清新装斗争中,孙中山开始十分重视结纳会党,他自己甚至加入洪门组织并且担任了职务。处于社会低层的秘密会党有着巨大的反抗能量,较易为“反满”的口号所发动,在最初的反清武装斗争中颇为英勇,往往成为主力,给予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以不断的打击。但是他们往往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因之革命运动“不可专恃”具有宗法色彩的秘密会党,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足以证明。以武装斗争为革命主要手段的孙中山不得不转而联络和依靠清政府建立不久的新军。由于革命党人长期艰苦的宣传组织工作,各地的新军起义严重地削弱了清朝的统治。1911年武昌新军的发难,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但新军并不是革命军队,他们中的许多首领往往借着革命的胜利和孙中山的威望而拥兵自重,成为大大小小的新的封建军阀。当他们自感羽翼已丰时,便毫不犹豫地毁弃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在西南军阀盘踞的广东,进行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孙中山常常是“政令不能出府门”,最后为桂系军阀所排斥,连亲手创建的广东革命根据地也丢掉了。这些军阀占山为王、画地为营,为争地盘彼此之间或新旧军阀之间经常开战,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四分五裂的悲惨境地。孙中山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寻求盟友的实践,留下了深刻的,甚至是血的教训。

民国成立以后,投机革命的官僚、政客、军阀纷纷组成各色政党,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联合组成了国民党。由于官僚、政客、军阀的涌入以及部分革命党人的蜕变,国民党逐渐失去其革命性,革命形势转入低潮,旧民主主义革命临近了尾声。孙中山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曾十分沉痛地对宋庆龄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国民党员缺乏革命精神、士气与勇气,大家忘记了建立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因此产生了个人利益开始支配党员行动这种不幸后果。”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蜕变“感到厌恶与失望。”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孙中山和他的战友提供了新的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极为重要的条件。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使祖国臻于独立、富强和人民获得民主、解放为己任,并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迭遭失败以后,于时代的呼唤中诞生。作为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不得不首先完成本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和实现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的资产阶级“发育不良”,难以承担历史的使命。尽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曾经充满牺牲精神,英勇奋斗,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孱弱----无论在物质力量和思想理论方面都是如此,他们不可能在帝国主义时代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真正的胜利,更不能领导中国建成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辛亥革命以后的国内形势,正如宋庆龄所分析:“中华民国的宣布成立……政府的形式是改变了,但是政权实际仍旧掌握在旧人手中,而生活依然如故。”中国共产党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之前,必须首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后来加上了官僚资本主义而成为三座大山),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民主革命,因为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制订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纲领的时候,同时还必须制订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并联合国内各个爱国、革命的阶级和阶层共同奋斗。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结束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开始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孙中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新的选择。1922年陈炯明的叛变造成了第二次护法运动的惨痛失败,却加速了孙中山重新结盟,实行“联共”的决策。正是在孙中山悲愤欲绝走投无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向他表达了相互合作的真诚愿望。是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明确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认为在中国现存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翌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确认了国共合作的原则及形式,“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后,共产党人李大钊赴上海多次拜访刚由广东平叛前线返回的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不久,李大钊即由孙中山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对于与国民党合作的基本方针和具体办法作出了决定--采取党内合作方式,即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国民党实行改组以实现两党联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对于国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种合作方式。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可以运用建立起来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发动工农大众进行斗争并且推动和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加入到革命的潮流中;对于国民党,由于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及群众工作,可以使它振奋起来,焕发革命精神。事实上,孙中山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发现了新的力量的源泉”,而且“立即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他积极地通过国共合作而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孙中山与共产党结盟的政策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激烈反对,他们不断从各个方面向孙中山施加压力,冯自由还曾向孙中山“哭谏”当面诘难。甚至到了国民党“一大”前夕,邓泽如、林直勉等还联名上书,反对改组国民党,并以退党相威胁。右派分子的阻挠与破坏,使孙中山“愤怒得甚至食不下咽,有许多次,他身体上因气愤而感到剧烈的痛楚。”但孙中山并不妥协,也不动摇,“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以“联共”问题为争论的中心,斗争的激烈可见一斑。在这场斗争中,宋庆龄和廖仲恺等是孙中山最坚定的支持者。宋庆龄除担负着协助孙中山草拟文件、搜集资料、提供信息等等繁重的工作外,还和孙中山一起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自我革新”,并“寻求使中国人民能够得到解放的蓝图”。宋庆龄有着踏实与谦虚的品格,一般不愿出头露面,只是默默地工作。许德珩曾经回忆:1918年和1919年间,他两次作为爱国学生代表晋见孙中山的时候,宋庆龄都坐在大厅一隅打字,并没有以夫人的身份参加谈话。但是在国共合作这样重大的决策的时候,宋庆龄却是全力以赴的。她几乎参与孙中山同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的全部会见和商谈,还和孙中山一起在家里接待共产党人。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早在1919年就同李大钊有所接触,“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李大钊向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分析中国社会与革命的基本问题。他们常常是“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在孙中山反复考虑和作出决策的时候,与宋庆龄讨论得最多的是关于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问题。宋庆龄常以“提问”的方式,帮助孙中山进行更为缜密的思考,使其认识更为深化,观点更为明确。孙中山在回答宋庆龄“为什么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尖锐提问时,十分痛切地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将要死的人,只有共产党才是使其得以挽救的“新血液”,而国共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这就是说,经由共产党人的积极工作,使国民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通过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宣传力量,可以使国民党控制党内军人,使他们服从政治当局。”共同的探讨和反复的讨论,使得孙中山和宋庆龄得出明确的共识:和共产党合作以改组国民党,“是保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由此,孙中山更坚定了“同一切想阻止他同共产党合作的企图作斗争”的决心,使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中才渐渐形成。”

“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而为贫困的农家子”的孙中山,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低层的工农群众怀有深切的同情,他对中国工农大众备受压榨的悲惨生活有切身的感受,农民“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工人终生劳动而“所生之利,尽为资本家享有”,以致陷于“赡养尚不能敷”的境地。孙中山希冀通过实现民生主义,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使农民和工人从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中缓解过来。孙中山是使宋庆龄具体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状况的第一位老师,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向宋庆龄展示了中国农民以及其它劳动者的苦难。和孙中山一样,宋庆龄深切同情工农大众的痛苦,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并相信民生主义是使劳苦人民脱离困厄的良方。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对工农自身力量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工农政策,对他们也当有所影响。因之,进一步认识到“农民是我国人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确信“有了团体”的工人“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便可作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这种新的认识,新的观念,是孙中山和宋庆龄政治思想的重大进步,他们已经不仅仅把工农大众看作是受苦者,或者是单纯的革命“受惠者”,同时还理解到工农大众是国民革命的十分重要的力量:“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扶助农工”的决策,正是基于这样的新认识而制订的。

在三大政策制订的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孙中山面临国民党右派的巨大压力:“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当着孙中山要随着时代向前跨进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这些人知道宋庆龄能够影响孙中山,却低估了她的政治觉悟和斗争经验,于是动员宋庆龄和他们一起反对三大政策,遭到她的拒绝。宋庆龄的这种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是对孙中山极大的支持。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建的,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由于时代的前进和国民党的蜕变,它已经落伍和颓废。为了使它继续负担领导革命的任务,孙中山不得不确立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借助新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对共产党结成联盟,这是一个关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反对这一决策的内在阻力主要来自国民党右派,而他们大多是孙中山多年的追随者和助手,还不能不使孙中山内心矛盾重重,步履维艰。在这种严重的关头,宋庆龄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有时甚至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宋庆龄为三大政策的制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宋庆龄参与了三大政策的制订。

(二)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孙中山逝世后受到更为严重的挑战。宋庆龄团结了忠诚于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国民党左派,坚持三大政策,并以在国民革命中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的实际行动,给国民党右派以有力回击。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公开毁弃三大政策的时候,宋庆龄坚决捍卫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完整性,更以三大政策为分水岭,划清了革命与不革命、反革命的阵线。她信守三大政策的革命原则,公开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更为自觉地使自己的思想和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同步和适应,并以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旗帜,团结并带领各阶层爱国人士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潮。

三大政策在制订的过程中,便遇到极大的阻力。三大政策确立以后,一直不停地受到攻击与破坏。坚持与反对三大政策的两种力量的斗争,主要围绕着三大政策的核心--“联共”而展开。当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挽救中国的时候,当中国共产党已作为自觉地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使命的时候,当中国已经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时候,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成为判别人们政治立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一切真诚地希望挽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沉沦的祖国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党、社会团体,都不能不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初期,即敏锐地看到革命胜利的希望,并将共产党人引以为同志;而以国民党右派为政治代表的各种反动势力也本能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将成为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旧制度的掘墓人,他们对共产党从疑惧到仇恨,更勿论联合了。其次,在国内实行“联共”,那么在国际上就必然会“联俄”。由于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自觉地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当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为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孙中山在国内既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在国际上必定会与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的苏联结成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再次,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工农政策,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主要前提条件之一。由于中国广大的农民阶级没有建立起真正代表自己的政党,而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日起,即把彻底实行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当务之急,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将铲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消灭封建专制主义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切切实实地代表农民阶级的基本利益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农民运动的勃兴与发展,日益显示出它的革命主力军的作用,便是最好的证明。“扶助农工”政策的制订,也是实行“联共”政策的必然结果。正因为“联共”是三大政策的核心,国民党右派在反对三大政策的时候,首先集中反对与共产党合作便是必然的了。而一切真诚爱国的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始终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并肩战斗。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历了不断的探索以后,跨越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局囿,实现了具有本质意义的自我超越,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宋庆龄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代表人物。

三大政策的实施过程决不顺畅。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一些国民党代表就提出参加国民党者不得再“加入”或“隶属”它党,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遭到李大钊等的有力驳斥;3月,蒋介石致函廖仲恺,攻击联俄联共政策,漫骂列宁领导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6月,孙科等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反共提案;同月,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又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提出反对联共案;7月,冯自由致函孙中山,大肆攻击联共政策……。孙中山在亲密的助手廖仲恺、宋庆龄等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下,极力维护三大政策,多次在国民党内申明三大政策的要义,表达了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决心。他在3月2日发表的《通告党员解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中指出:“则俄诚足为吾党借镜之资……益以言主义,则彼此均能吻合,以言国情,则彼此有若兄弟”;斥责反对联共政策的人“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否决了邓泽如等的反共提案。9月,孙中山在对外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俄国革命成功……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不公正枷锁的榜样。”不久以后,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重申“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为培养革命武装力量而创办的黄埔军校,于任命蒋介石为校长的同时,任命坚决支持三大政策的廖仲恺为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等担任了黄埔军校的领导职务或教员。孙中山并邀请苏联派往中国的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的顾问。由于孙中山决心之坚定、威望之高,加以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三大政策才得以在艰难中实施和贯彻,给国民革命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机,

孙中山逝世后,策划于幕后的反苏、反共、反工农的阴谋活动,转而成为明目张胆的进行。先是国民党右派暗杀了参与制订并坚决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廖仲恺,这是对三大政策的实行的一个重大打击。同年11月,谢持、邹鲁、张继等纠合右派分子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西山会议”〕,通过所谓“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和“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党派李大钊”等议案,并宣布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职务,悍然毁弃三大政策,分裂统一战线。1926年3月,蒋介石阴谋制造了所谓“中山舰事件”,逮捕监禁共产党人并监视苏联顾问的行动。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任职和活动诸多限制。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执行了一条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国民党右派的步步进逼前一再退让,至使反对三大政策的反革命活动越演越烈。

在统一战线破裂前,宋庆龄一方面严厉批评右派的分裂活动,同时在实践中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影响维护三大政策和革命的统一战线。当“西山会议”发出反共鼓噪的时候,远在上海的宋庆龄立即通电谴责:“总理泉下有知,亦当痛哭。”为了击退反对三大政策的政治逆流,宋庆龄力促由国民党中央领导的软弱和意见分歧而迟迟拖延的国民党“二大”早日召开。她支持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使大会筹备工作顺利进行。宋庆龄从上海赶赴广州出席这次重要的会议,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会上严厉谴责国民党右派背弃孙中山遗训的分裂活动,号召“团结坚固”,指出“先生的主义成功不成功,全仗诸君努力。如果诸位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如其不能合作,则先生的主义决不能成功。”会上,宋庆龄团结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对国民党右派斗争并取得了重要成果: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对邹鲁、谢持、张继等人分别给予开除党籍或警告处分。大会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36名委员中,有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谭平山等7人;候补执行委员24人中,有共产党人毛泽东、邓颖超等7人。宋庆龄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直接参予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由于宋庆龄的影响和她的出色的工作,“把孙中山死后动摇了的国民党基础稳固住”,使得国民党“二大”基本继承和体现了“一大”的革命精神,维护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于这个时期的斗争和宋庆龄的重大贡献,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恰如其分的评述:“她温文尔雅,但性格坚强……她对孙中山规定的革命忠诚不移,坚守孙中山关于联共,组织工农的遗愿……。她深深了解各种社会磨擦,尽量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因素团结在一起。由于她品格上的魅力,她甚至于从对手那里争得协助,推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从而为革命北伐赢得了喘息的时机。”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分三路从广州出发北伐。由于工农运动的蓬勃高涨,北伐战争得以顺利发展。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统一了江南广大地区,10月攻克武昌,兵临上海。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决定将首都从广州迁往武汉,宋庆龄与鲍罗廷、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于12月到达武昌,不久成立了由宋庆龄、吴玉章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临时最高权力机关,领导迁都及主持日常工作。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自恃已经军权在握,并借重北伐战争顺利进行的声威,公开反对迁都武汉,而坚持将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迁至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他在南昌成立了“中央政治会议”与“临时联席会议”以对抗,公开进行分裂活动。“迁都之争,是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夕,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一次重大较量。在国民革命的十字路口,在统一战线即将分裂的紧急关头,宋庆龄以孙中山遗孀的特殊身份,以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的忠诚继承者的地位,集合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通力合作,为挽救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作出了最后努力。在1927年3月于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宋庆龄重申必须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个人的军政权力、防止个人军事独裁等一系列决议,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委员会采取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北伐军总司令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之一,但一切重大的军事行动及重要军官任免均需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然后交由总司令执行。这些决议的通过,实际上等于罢免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大大限制了他的因个人野心而急剧膨胀的权力。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在4月12日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以屠刀对付原先的盟友,用武力分裂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政变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权有过短期的对峙。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依然继续支持北伐战争的同时,宋庆龄领导着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对蒋介石的背叛进行讨伐。4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第七次会议通过了撤销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的《罢免令》;一周后,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陈友仁等与共产党人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安等40人联名发出《中央委员联名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已经公然举起反革命的旗帜,“一切帝国主义的工具,皆麇集于其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被以共产党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尽”,揭露其目的是“与帝国主义妥协”,并且“不惜拾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之唾余,以反共产口号,博其欢心,更不惜屠杀民众,为其贽见之礼物。”工农群众以武装起义回答蒋介石的背叛,希望扭转恶化的局势。在这关键的时刻,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终于“转向”,他虽与蒋介石有着权力之争,现在却在反共的旗帜下走到一起去了。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镇压工农运动,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分共”的前日,汪精卫在寓所召开秘密会议,进行最后的策划。宋庆龄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再次遭到无耻的背叛而痛心疾首,她拒绝出席会议,并派陈友仁到会申明自己坚决反对“分共”的立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宋庆龄已经完全看清蒋介石和汪精卫是一丘之貉,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于是在汪精卫“分共”前夕毅然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她决然与抛弃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决裂,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坚定地与人民大众站在同一战线上迎接新的斗争。

三大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使国民革命充溢着生机和活力。迅速高涨的工农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随着革命的深化和发展,原先处在同一战线中的各个阶级、集团的利益冲突愈益加剧,反动势力终于赤膊上阵,预示了统一战线分裂的不可避免。但是在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背叛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却错误地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放弃了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反革命的大屠杀毫无准备,因而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特别是在廖仲恺牺牲后,奋力撑持着孙中山的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和广大群众,对国民党右派和他们的代表蒋介石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虽然未能阻止统一战线的分裂,但她鲜明的立场,大无畏的精神,顽强的斗志,无可置辨地证明她是孙中山的事业的最忠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

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却又要借用孙中山为自己“正名”,在孙中山的旗帜下,毁孙中山的事业。他们一面宣称自己是三民主义的虔诚信徒,一面歪曲阉割三民主义,抛弃其中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偷换其中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原则,填充以封建法西斯主义的货色,为自己的反革命寻找理论根据。他们以篡改过的假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人民大众,并作为内部纷争和排除异己的工具,甚至成为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论据。因而,形形式式的“三民主义”便应反革命之“运”而生。这些“三民主义”不管是披着传统的儒学--理学的外衣蛊惑人心,抑或从西方借取反动哲学加以比附,还是赤裸裸地断章取义,歪曲篡改,但都毫不例外地抛弃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的精髓。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为了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廓清阵线,辨明是非,必须揭露各种假三民主义的反革命实质,准确地在理论上阐发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要义。宋庆龄深知这个十分严重和迫切的任务义不容辞地首先要由自己来承担,这不仅因为她是孙中山的战友和伴侣,对孙中山的事业最为忠诚,而且还因为她积极参与了三大政策的制订,充分理解三大政策。这是历史的选择和时代的要求。

首先,宋庆龄对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清党”、“分共”以及滥杀工农群众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愤怒声讨,痛斥他们完全“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执行的是与孙中山亲手制订的三大政策完全“相反的政策”。这种倒行逆施“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使得国民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如此,宋庆龄便剥去了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政治伪装,还他们反革命加叛徒的本来面目。

其次,宋庆龄从理论上全面和深刻地阐发了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坚决维护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的不可分割的完整性。她特别强调三大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三民主义的灵魂,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途径。在她看来,“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而且“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总结了许多惨痛的教训以后,“为了铸造一个合适的革命工具”,孙中山“在革命的基础上改组了国民党”,同时“制订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因之,丢弃了三大政策,就是践踏了三民主义。宋庆龄把三大政策作为区别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的真三民主义和背叛了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假三民主义的标志,任何假孙中山的名义而毁弃他的事业的叛徒,只要在三大政策面前,便无可逃循地显示其原形。宋庆龄进而从国内国际形势及中国革命的实际,论证了三大政策制订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联俄”政策之能实现,是因为“苏联没有以不平等条约加之于中国”。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要是从苏联人民那里才能得到同情、合作和指导”。不仅如此,“更重大的原因”在于“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并以充当“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朋友”为自己的使命。孙中山决心“联俄”,正是因为他认识到国民党如果与苏联这支“伟大的革命力量”实行联合,“就会大大地帮助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当时反对革命的新军阀如陈炯明之流诬蔑孙中山争取苏俄援助为“卖国”,但这并不能动摇孙中山的决心,这是因为“孙中山不怕也不耻于承认他这个革命的论题,因为他知道,法国曾经通过拉斐德在美国革命中起了客观的革命作用,在争取自由的斗争史中,也还有很多同样的例子。”宋庆龄和孙中山一样,“不怕也不耻于”承认“联俄”的必要性与正确性。在孙中山逝世后,为了实现孙中山的遗愿,她代表孙中山访问了苏联,“站在被压迫民族一分子的立场上”,向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巨大支持的革命的苏联致谢。事实表明,宋庆龄不仅仅是着眼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她已经开始接受列宁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的理论,并且从这个高度来考虑“联俄”问题。关于“联共”政策的制订,宋庆龄强调指出这是因为孙中山从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深切地感到十分“必要”。以明确的主义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虽短短几年,但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领导着工农运动并使之蓬勃向前发展,孙中山和宋庆龄由此而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力量中最为活跃”,决意容纳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通过他们改造国民党,可以扩大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归根结底,是因为孙中山“认识到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至于“扶助农工”的决策,目的在于“号召吸收全国工农参加革命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援。”由于“工人农民是基本群众”,并且占了全国人口近百分之九十,所以他们“应该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为了使“革命运动具有生命,和切合实际”,就必须吸收工农参加革命。“扶助农工”政策的制订,一方面反映了孙中山对于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群众深切的同情与关怀,另方面也表明他已逐步认识到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力。简而言之,三大政策完全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以及革命的需要而制订的。而三大政策确立的正确性,已经为革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到证明。宋庆龄指出:“由于孙中山以大政治家的风度运用了三大政策,并由于三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能结束十年来广东的混乱局面,创建了并供应了革命军队,大举北伐,打到长江这条历史性的防线,更击溃河南奉军主力,推进到黄河岸边。……它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在那些日子里--还只不过三个月前呵--国民党可能叫人憎恨,甚至叫人害怕,但是没有人敢轻视它。”而丢弃了三大政策,不单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毁伤,国民党本身亦受到无法估计的损害:“国民政府的盛名,现在已经一落千丈,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国民党不再叫人害怕,也不再受人尊敬;甚至从前听到国民党部队进军的风声就抱头鼠窜的敌人,现在也轻视它了。”宋庆龄认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如此地清楚明白,而现在国民党的“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严重危害了三大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国民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只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正如“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宋庆龄以三大政策为试金石,在因大革命失败而陷入混乱的国民党内很快划清了阵线。她面对白色恐怖公然申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确信“在与国内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地配合运用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在大革命刚刚失败的时候,面对着反革命的大屠杀,宋庆龄为捍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从实践上和理论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斗争,她自己因而也成为一面旗帜--国民党革命派的旗帜;成为一种力量的化身--正义和良知的化身。由三大政策的认同和毁弃而逐渐分清阵线的国民党左派,和由于对还在少年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暂时缺乏充分了解,一时还找不到正确道路的各阶层爱国分子,重新集结在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旗帜下,成为一支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不可缺少的力量,由宋庆龄率领而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在革命的新阶段中,宋庆龄始终撑持着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以她特殊的身份,发挥着不可代替的重大积极作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三)

任何一种革命理论,要在一个较长的革命阶段对革命实践起着指导作用,那么,这种理论就必须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和三大政策的确立,就是孙中山在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后,为着适应革命的需要而对过去指导革命的理论进行总结、修正与发展的结果,也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革命理论升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标志。但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无论多么热诚、努力地跟随时代的步伐,终难避免历史的局限。因之,他的三大政策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出时代的特点和全面地概括革命的任务和要求。他的事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宋庆龄承袭了孙中山对革命事业的“不息的热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革命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使三大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不断深化与拓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主要思想基础之一。

孙中山实现“联俄”和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客观反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世界革命的趋势与特点,但是他还未能自觉地认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正确的命题。这主要是因为“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随着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宋庆龄在“联俄”和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的问题上,超越了原来与孙中山的共识,在理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自觉地把中国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从“联俄”发展成为自觉地“走俄国人的道路”,为在中国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怀着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忠诚信念,为中国革命的重新高涨进行新的学习与探索。她旅居欧洲四年,对社会主义苏联和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考察。1931年回国定居后,目睹了国内政治的极端黑暗腐败:国民党对内以刺刀和特务统治来维持封建独裁的政权,对外则屈从于帝国主义,尤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的侵略一味退让投降。她深感国民党已经从革命的政党而蜕变为法西斯政党,于是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在这个十分重要的声明中,宋庆龄在宣布国民党已经“灭亡”的同时,首次明确地提出在中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她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她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新的认识: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必须由代表工农根本利益的革命政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人民大众的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政客的革命;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稍后,她又更为科学,更为中肯地表述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从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来看,“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来看,革命的现阶段,“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起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斗争,以“解放中国,统一中国,驱逐帝国主义,收回东北和其他失地,给中国人民以土地、粮食和自由,并给各个民族以生存、发展的自由”;通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也就是说,在现阶段,要进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将来实现社会主义而打下基础。把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是宋庆龄的世界观发生深刻转变的根本标志之一,表明她已经判明孙中山的带有主观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放弃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相信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于是进而信仰和追求科学社会主义,并为之不懈奋斗。走俄国人的道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宋庆龄对孙中山“联俄”政策的重大发展。这是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她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去研究社会的发展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因而她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决非一时的冲动,而是理性的结论,因之她坚定不移,不受干扰。在宋庆龄访问苏联的时候,斯大林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准确的判断,同时受到苏联对外政策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曾经建议她和她的战友陈友仁等早日回国与蒋介石合作以领导中国革命。宋庆龄既不能接受斯大林的这个意见,对当时苏共日益严重的党内斗争也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动摇她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她在1931年夏返国后,发表了题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国的工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等一系列旗帜极为鲜明而充满战斗性的演说和文章,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必然趋势,阐述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她确信帝国主义时代也是一个“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六分之一的地区已经完成了革命,古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正为伟大的斗争而集合起来。”因此,受帝国主义奴役压迫的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必须集中力量,粉碎帝国主义的枷锁。”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任务,成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的基础。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因而“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宋庆龄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各种阶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后指出:“资本主义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出路,解决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瓜分世界的新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面临着同一个敌人的进攻,因而“必须把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苦大众的战斗力量组织起来,惟有他们才能使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计划归于无效。惟有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使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力量,只要联合行动起来,他们就可以决定自己的以及将来人类的命运。”宋庆龄从理论上和斗争实际需要出发,都接受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一伟大号召,认同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命题,从此,她在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同时,也为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目标--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而奋斗。她努力地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与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架设桥梁。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她仍然以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领导人的身份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同时,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争取了大批的朋友。

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表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敏锐的目光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但是也表现了他的阶级的局限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来临的时候,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他的“联共”还是以国民党为主体,容纳革命的“新血液”--共产党人以克服国民党的弊病,使国民党重新振作起来,继续承担中国革命的领导任务。

宋庆龄也是从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出发,在革命浪潮的起伏跌宕中经受了正、反两方面的锻炼,在与中国共产党人亲密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在新的革命阶段中,原有的革命领导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其右翼已经堕落成为反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或者成为革命的追随者,或者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尾巴,而昔日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时代的呼唤中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宋庆龄正是从忠诚于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出发,进而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后,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

在参与制订“联共”政策及与共产党人的密切合作中,宋庆龄已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而且“最为活跃”。然而她对国民党的本质及其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还仍然需要一个过程。她对大革命的失败极为痛心,但并没有灰心。她相信“现在本党虽然有些党员离开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党旗帜之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因之,她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右派决裂,表示“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同时,她对国民党左派怀有深切的期望,相信“中国国民党左派是个革命的团体”,认为“中国国民党左派代表着中国的工人阶级,代表着千百万人民”,他们“保证要把中国的广大群众从外国帝国主义、从国内军阀和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而她努力将国民党左派团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并按照孙中山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以图继续领导国民革命。她在1927年8月赴苏联访问前发表的声明中表达了这样的信念:“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作的三大政策。”她认为只要将右派清除出国民党,使国民党在组织上恢复其革命性,然后“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革命便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为此,她把聚集国民党左派作为首要任务并投入了大量精力。1927年11月,宋庆龄和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合署名,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民众宣言》,宣布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规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宣告中止由蒋介石和汪精卫把持的国民党中央的职权;筹备召集国民党各省市代表大会,以便选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的职权;筹备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等等。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筹组,是宋庆龄和她的战友集合国民党左派,力图改造和复兴国民党的重要步骤。

这个时期,宋庆龄对重振国民党还怀着期望,是符合认识论的规律的,她的全部努力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忠诚的战友、助手和他的事业的继承者,在孙中山逝世后又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她对孙中山缔造的曾经领导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充满感情,同时怀有深深的义务感,认为国民党本身就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一面旗帜,她把尽力保护并撑持这面旗帜视为自己的责任。而且,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本质是在革命向纵深发展时逐步暴露的,人民群众对其本质的认识因而也是逐步深化的过程。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国民党怀有期望或幻想的时候,国民党这面旗帜是不能轻易丢弃的。宋庆龄重建或改组国民党的一切努力,对于挽救革命和团结、教育人民群众,对于孤立敌人和打击敌人都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无疑曾经是先进的阶级和革命的政党,在它领导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代表着本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代表着除了革命对象以外的全民的利益,并且取得了历史允许它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国民党成为各个阶级的联合战线,这个联合战线在一定时期还保持着革命的精神,并以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又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战线中的艰苦努力,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北伐战争得以胜利进行。革命形势的高涨给日益落伍、瓦解的国民党披上革命的外衣。但革命向纵深发展又日益使国民党分化并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国民党右派成为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新的军阀、官僚、政客在中国的代理人,成为革命的对象。国民党左派则要继续探求祖国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宋庆龄不愧为国民党左派的最优秀的代表,她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以往指导革命的理论和战略、策略进行反思、总结与扬弃。她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此作为指导思想去分析考察中国革命的问题,因而得出全新的认识,这使她能够将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与蜕化堕落的国民党区分开来,并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毫不犹豫地与国民党决裂,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前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中。

当宋庆龄1929年8月从欧洲返国参加孙中山的迁葬仪式时,她为国内政治的黑暗所震惊、反动的国民党政权除了“妄肆屠杀几十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自私自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横征暴敛苛取于民以外,没有什么了。……只有反革命的活动罢了。”她对国民党的蜕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感到现在的“国民党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意义。”迁葬仪式以后,宋庆龄重返德国,继续学习与探索,尤其着重研究中国的土地革命问题。这个时期,她的思想有了急剧的深刻的变化:从服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转变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因之,她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逐步有了科学的认识,自然也就从理论上解决了斗争所必须判明的革命领导权、革命的主力军以及革命的道路和前途等等问题。1930年8月,邓演达等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宋庆龄与邓演达在深切同情人民的苦难和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目标上是一致的,她对邓演达炽热的爱国热情、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献身精神极为钦佩,在多年的并肩战斗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但在革命的领导权以及革命胜利以后的前途等等问题上,他们存在着分歧,难以统一。尤其是宋庆龄对于国民党已经完全失望,所以她没有参加自己曾经参与筹划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只是从另外的角度和渠道支持他们的斗争。1931年8月,宋庆龄从德国回到她魂牵梦萦的多难的祖国的时候,国民党的反动与腐败已经暴露无遗了: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践踏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国民党对于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何形式的运动,都予以镇压。国民党以最残酷的方法镇压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在它的统治区域里的义勇军。国民党动员了一切可以的武力,来大规模地进攻苏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商谈秘密条件,将东北和华北奉送给日本,而把其余的中国领土贬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因此就更加完全依赖帝国主义者。”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走向反动的、“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的国民党,宋庆龄深感已经不可挽救,于是毫不犹豫地宣告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灭亡”。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并且决然表示:“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这个声明,是宋庆龄与国民党决裂的宣言书,她强调她所丢弃的仅仅是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事业的国民党,而不是放弃自己的责任。恰恰相反,这正是为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

宋庆龄在声明与国民党决裂的同时,公开宣布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代表工农根本利益的党,就是孙中山曾经倡议结为联盟的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宋庆龄世界观深刻转变的另一根本标志。她以阶级观点对政党进行分析,从而判定其在阶级斗争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国民党已经堕落为“地主、资本家、豪绅和军人的政党”,这个党和它所把持的政府成为“欺压群众、祸国殃民的地方和资产阶级集团的代表,”因此它就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只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有资格、有能力成为革命的领导者。稍后,宋庆龄更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无产阶级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在长期的反对压迫的斗争中不断壮大和成熟,成为一个自觉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有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无产阶级不仅领导着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而且领导着以农民为国民主体的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因之,宋庆龄确认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中国的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来领导。那就是“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她同时承认中国革命的主要手段是武装斗争:“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武装斗争之所以必须,是“因为反动势力永远不会自动放弃它们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上,宋庆龄公然申明“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国人民通过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便为实现社会主义作了必要的准备--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宋庆龄关于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新阶段的论述,可以概括为:进行工人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阶级为主力军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它的前途是实现社会主义。通过这些论述,表明宋庆龄已经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她已经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上的自我超越,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从“联共”——在统一战线中以国民党为主体而容纳共产党,到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地位,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是宋庆龄对孙中山联共政策的本质性的重大发展,是她坚持和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她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并以之作为指导对中国革命进行分析和总结的结果,也是她炽热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昂扬的表现。但是,在宋庆龄坚决与国民党决裂,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时候,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在组织上实行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他们不加分析地将忠诚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反对派混同起来,把中国资产阶级通通作为革命的对象。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的决议中指明“国民党的各派完全是反动的”,并将邓演达等组织的“第三党”斥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和“统治阶级的奸细”。对宋庆龄、邓演达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对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斗争,以及他们在斗争中不断地探索和前进,不信任、不理解、不配合、不支持,甚至认为“国民党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还能欺骗群众。”在王明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要和中间派划清界限,不能和宋庆龄、冯玉祥等接触”。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的错误,宋庆龄感到痛苦与困惑。但是她从中国的革命事业出发,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在实际斗争中,在白区坚持斗争的地方党组织和从事具体工作的共产党人,仍然与宋庆龄密切配合,相互支持,有着良好的同志关系。正如她在辛亥革命以后,在孙中山极为困难的时候选择了孙中山和他的事业一样,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在中国共产党濒临覆灭的时候,在共产党对她有种种误解甚至错误的指责的时候,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高尚的革命情操。此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艰难曲折的进程中,宋庆龄总是自觉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斗争不懈,奋进不息。

“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宋庆龄对于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也赋予了新的内涵:从“扶助”工农大众转变为依靠工农阶级,从把工农阶级仅仅作为革命的实行者和“受惠者”发展到承认工农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

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工农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的晚年,制订了“扶助农工”的政策,要把工农阶级“吸收”到革命事业中。但是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没有正确地解决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的问题。“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正是孙中山的历史局限的表现。和孙中山一样,宋庆龄对于中国的劳苦大众怀着深深的同情,决心进行斗争,把他们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在因国共合作而勃兴的工农运动中,孙中山和宋庆龄越来越体会到工农力量的伟大。1924年7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出席了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贫苦农民的革命精神使他们深受感动和鼓舞,认为“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在继续高涨的工农运动中,更深切地认识到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工农大众不仅是受苦的阶级,而且是战斗的阶级。五卅运动及省港大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宋庆龄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支援罢工而募集款项,并多次接见工人领袖和罢工工人代表,表示对罢工的支持。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向警予经常向宋庆龄介绍中国工人的悲惨状况和他们的英勇斗争,宋庆龄也曾亲自到上海一些日商纱厂进行考察……对工人阶级了解的加深为宋庆龄世界观的转变打下了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工农群众对反革命的英勇反击,更使她认识到“这广大的被压迫群众是中国真正革命分子的主力,他们是中国战胜外国剥削和封建压迫的希望。”当宋庆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对工农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更从感性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她从工人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去确认它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从中国革命的性质——民主革命——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革命,去理解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当宋庆龄确认中国工农这“两大基本群众”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的时候,她便解决了对中国革命成败攸关的关键问题,这是孙中山多年探求却未及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宋庆龄对“扶助农工”政策的实质性的发展。

宋庆龄对于孙中山的忠诚,体现在她勇敢地捍卫他的事业,按照他的革命原则发展他的思想,使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在孙中山逝世以后的革命征程中,仍然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坚持、捍卫和发展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宋庆龄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中的重要部分。她对祖国,对革命和对孙中山的忠诚,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祖国的忠诚,使她象孙中山一样,自觉地以“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不断进取的精神,永远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她英勇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根据革命的发展而赋予三大政策以新的内涵,使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成为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之一;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之一;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使宋庆龄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宋庆龄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使孙中山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