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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盛永华

宋庆龄无愧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她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女儿,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同时,她受到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们的深切理解和广泛赞颂,她属于全世界。

(一)

高耸的乔木,必然深植于沃土。不平凡的时代,孕育了出类拔萃的人物。归根结底,人是环境的产物。但是,杰出人物以历史为舞台,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全部力量,导演了一出出社会的悲喜剧,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同时在历史进程中必然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已逝的一个半世纪,堪称为峥嵘岁月,古老的中国从中世纪入于近代。但新时期帷幕的启开,既非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结果,亦非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带来新的生产方式所导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天朝已经锈蚀的铁幕---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帝国的大门,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随着殖民主义一同涌入。本来,“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强烈的外铄作用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使之循着独特的轨道演进,中国没有发展成为完全意义的近代化国家,却主要由西方列强塑造成为一种过渡的、畸形的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帝国主义以“残酷的统治”阻断了中国社会正常的、健康的发展道路,将它沦为附属国;封建主义逐渐依附于西方列强,仍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桎梏。因之,中国人民被套上的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榨是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使得人民大众处于灾难深重的境地。为了挣破沉重的镣铐,建成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各族人民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方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拯救和发展中国的进程,由多个互为先导与继续的革命阶段所组成,这就是经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并且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只有循着这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阶梯不畏险阻地攀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才能走出苦难的深渊,进入光辉的未来。宋庆龄,正是生活在中国与世界都处于剧变的时代。她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地肩负历史的重担,进行不懈的斗争,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以坚实的步伐跨越了三个上升的阶梯,并通过反思、探索和迈进,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她的思想和实践因此而具有深广的内涵,成为近现代中国革命进程的缩影。她建树了不朽的功勋,她的英名世代为人们所传颂。

(二)

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是她以孙中山的战友与伴侣的身份支持、继承、捍卫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是她在新的革命阶段发掘和赋予孙中山思想以更深广的内涵,使孙中山思想具有不衰的生命力。她始终高擎孙中山的旗帜,将国内不同的阶层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爱国进步人士和社团,凝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成为一支中国革命大军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并率领他们投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她的人格的魅力,成为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应当指出,宋庆龄的名字与孙中山的名字是分不开的。研究宋庆龄的思想与实践,常常---不仅仅是他们并肩战斗的最初十年---离不开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正如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往往---特别是他的最后的光辉历程---也离不开宋庆龄的思想与实践。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有着主从之分,但影响是双向的。在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的征程中,彼此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砥砺和促进。孙中山作为宋庆龄的导师、战友和伴侣,对她的成长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宋庆龄对于孙中山的积极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海内外的许多忆述和著作都从不同的层次和方面阐述了这种双向的关系,美国学者谢曼(L·Sharman)在他1934年出版的《孙逸仙的生平及其意义(译传)》(Sun Yat-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Acritlcal Biography)一书中,就曾指出宋庆龄对于孙中山晚年思想发展的作用。而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高举他的旗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和事业,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贯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她的努力使得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同奔腾不息的历史潮流融汇起来,赋予孙中山的旗帜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现实斗争注入了更多的凝聚力。孙中山迄今仍未离开历史的舞台,仍在鼓舞人们前进,宋庆龄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是时代与斗争的要求,也是他们的思想与相互关系逻辑发展的结果。

在评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重大的、不可代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必须充分确认她与孙中山的关系的意义。他们生活在矛盾错综复杂和急剧变化的年代,跨世纪的峥嵘岁月包含了两个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而前者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两个革命阶段之间还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和重要的歧别。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沸腾地、曲折地而又迅猛异常地向前奔驰发展,从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到正规的民主革命---包括旧、新民主革命两阶段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一次革命运动刚刚失败,另一次规模更大、意义更为深远的革命又随即而起,一种新思潮、新理论刚刚出现,很快又被另一种更先进的思潮和理论所代替,以指导革命的新阶段。如此,便向一切站在时代的前列指导潮流的先进人物提出了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必须不断扬弃,及时总结并自我超越,与时俱进。任何的停顿,他们便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倒退到革命的反面。在斗争的实践中,他们必须非常注意保持革命新旧阶段的连续性---将前阶段革命的成果在下一阶段加以发展壮大,以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作为下一阶段的借鉴,而前一阶段的革命队伍,往往由那最有影响、最有威望、最有凝聚力的先进人物率领,进行整顿,投入新的革命斗争。这种承诸在很多方面都是必要的,对新阶段的斗争大有裨益。宋庆龄无愧为炽烈的爱国者的楷模,她对祖国和人民的义务感使她不断攀登,以矫健的步伐义无返顾地跨越了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先驱者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孙中山忠实的、亲密的助手、学生、战友和伴侣,她的奋进成为联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的津梁和纽带。宋庆龄在长期的艰苦岁月中奋力撑持、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捍卫了孙中山的事业。她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赋予了孙中山的精神遗产以新内涵,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起着作用,无庸置疑地显示了不同革命时期和阶段的不可分割的联接和贯通性:先前的、初级的革命阶段,是后来的、高级的革命阶段的准备;后来的、高级的革命阶段,则是先前的、初级的革命阶段的发展。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未竟事业,为后继者们继承和推进。他的崇高的理想和宏伟的计划,已经和正在实现。这种联接和贯通,能够使过去革命斗争的传统、经验和教训为当前革命所吸收,并使更高层次的革命斗争能够比较顺畅地获得广泛的认同。在宋庆龄的巨大影响和感召下,许多仁人志士从孙中山的旗帜下出发,走进了新的革命行列,跨入了新的革命时期。

(三)

对于宋庆龄来说,在她的生活历程中,历史提供了特殊的机遇。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君临,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成为旧中国的痼疾。认真观察和了解世界,向西方寻求借鉴,汲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冲决封建主义罗网,使中国入于近代,是时代对中国人提出来的迫切要求,也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成长的必备条件。宋庆龄的特殊的家庭状况在当时的中国是罕见的,使她得以在少年时代就飘洋过海,走向广阔的世界,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最重要的,是使她接受了民主主义的洗礼。这种思想和政治的洗礼,不仅对于民主主义者是必须的,同时是他们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重要的积极因素。还在负笈异域的少女时期,宋庆龄就憎恶中世纪的观念和事物,认为清帝国的统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切望祖国挣脱桎梏而走在世界的前列。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强烈的爱国主义成为这位就读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留学生的思想的主流。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所有先进人士救亡图存的热望。因之,爱国主义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当时进步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还在宋庆龄的童年时代,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掠,中国最终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国。她深切地感受到民族的灾难,为祖国遭受到瓜分、共管的厄运而悲愤。她的民族自尊心使她不能忍受在学校课堂讨论中那种“看不出中国还有什么希望”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被淘汰或即将被淘汰”的说法有悖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为中国曾对“世界的昨天发生过重大影响”,而当前许多仁人志士的奋斗正在“唤醒中国人民的觉醒”。她确信只要“唤起全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就会有“真正的进步”。

旧中国专制制度的朽败和野蛮,民众的贫困和无权,使她在痛苦中思索,并使她萌生了社会变革的热望,要求更新和进步。她亟望人民摆脱“奴役”,获得“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权利。为此,她坚信必须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消灭“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的罪恶统治,使得中国从“贫困不堪”变为“繁荣昌盛”。

她满怀爱国激情和变革热望进入了青年时期。迎接她的是剧变的中国和世界。

辛亥革命有如昙花一现,共和国在摇篮中就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斗争的果实为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攫夺。旧秩序在新形式下恢复,民国徒具虚名。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他的少数战友,包括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再次流亡日本,在十分艰苦的处境中策划新的斗争,以捍卫共和制度。宋庆龄未能从大洋彼岸回到离别五载的祖国,辛亥革命---她称之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并没有如她所期望那样给古老的中国带来生机和活力,学成归国后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更无由施展。宋庆龄于1913年夏从美国迳直去到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成为伟大的革命家的学生和战友。年青的文学士在投身革命时,即刻“接近了革命的中心”。而宋氏家族与孙中山的友谊,则是机缘:当宋庆龄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通过她的父亲的关系,这位献身崇高事业的巨人就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其后艰苦的斗争中,他们结成为生死不渝的伴侣。

在后来的十年里,宋庆龄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和磨砺。为了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维护共和制度,她与孙中山曾经流亡异国、开府广州和寓居沪滨租界,颠沛流离,备尝艰苦。但是,终于回天乏术。逆转的形势无可挽回,是由于旧民主主义已经濒于尾声,难以再涌高潮。而宋庆龄却在最初的政治生涯中饱经挫折,在孙中山的教导下更为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并积极地迎接新的时代和新的斗争。

历史进程中的停滞和逆转总是暂时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换期终于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年到来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拓了世界历史的新时期,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发端。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使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革命的新阶段对宋庆龄和孙中山是严峻的考验,却使他们看到了“大希望”。他们不愧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为着继续领导和推进革命,他们自觉地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检验过去的理论与实践,使自己的思想与实践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适合“世界之潮流”和“人群之需要”。通过了探索和扬弃,孙中山的晚年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高峰,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对于孙中山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宋庆龄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不仅由于她承担了大部分实际的工作,而且在思想领域方面,他们的共同探讨、切磋以至共同抵御来自“右”边的干扰。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无条件的支持,对于孙中山的决策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民主革命新旧交错的时刻,他们之间的政治、思想的交流和促进愈益强化。她的炽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执着的进取精神,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和接纳,……成为她与孙中山共有的精神财富,并体现在他们与时俱进的活动中。然而,正当国民革命的风暴从南方升腾起来的时候,孙中山却因积劳成疾,非时逝世。使极度悲痛的宋庆龄更为忧虑的,是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宋庆龄坚毅地继续着她曾与孙中山共同的行程,以政治家、革命家的身份和不妥协的战士的精神面貌,独立地投身于时代的激流,迎向错综复杂的斗争。

由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的叛变和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的路线错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夭折,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的新军阀攫取了革命的果实。1927年春夏之交,革命在腥风血雨中转入低潮。但是,辛亥革命的悲剧并未重演,革命被迫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然后再以农村包围城市。因之,革命在退却中向着纵深发展。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旗帜,向叛徒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力挽狂澜于既倒。而在革命失败已成定局后,她竭尽全力揭露和批判那些自称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们的叛徒嘴脸,指出他们已经背弃了孙中山的事业,走上了反动的道路。她反复指出正是那些“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彻底背弃了孙中山的理论和实践,破坏了革命的统一战线,腰斩了生气勃勃的大革命,她断言“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而造成这种可悲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如出一辙的小政客们”,他们倒行逆施,所依赖的是“新军国主义”。这些人根本“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的理想”,推行的是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相反的政策”,她愤怒地谴责这些叛徒们“操纵利用国民党”打击残杀“农民、工人、共产党”,因此国民党已经走向了反面而“丧失了革命性”,国民党也“不再是革命的党”。为了同国民党右派划清界线,她表示“只是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她当时还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切盼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继承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因为她相信“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相信只有“正确地配合运用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而只有这样的国民党才是“中国唯一有资格承受孙中山留下来的革命的称号的党派,是唯一忠于他的主义和政策的党派。”她呼吁“用革命的方法改正错误”,把右派从国民党清除出去,把革命力量重新团聚起来,领导和推进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宋庆龄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把握住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精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此作为检验革命与反革命的“试剂”,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揭露和批判,大有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认清逆转的形势以及判明革命的对象。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进行认真的反思,使宋庆龄的观念不断更新,更为科学地认清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她很快就不再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再生,确认它的变质和崩解。在1929年返国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时,她为新军阀的暴政所震惊:贫富悬殊,并“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她斥责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全部“出卖”了孙中山的遗嘱,相信任何了解真相的人都不会再“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稍后,她明确地断言:“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从此,她把目光集注于工农大众,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她认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确定了工农阶级的地位,就是工农“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她把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的奋起,视为民主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认为“全国工农参加革命”才能使“革命具有生命力”。进而断言“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宋庆龄从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出发,终于找到中国革命成败攸关的革命领导者和革命主力军。这对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西方民主主义的熏陶下成长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宋庆龄,是多么难能可贵,却又是作为爱国主义者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宋庆龄在革命实践中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初,宋庆龄从坚持革命的三大政策出发,很快就分清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的阵线,将一切忠诚于孙中山事业的各阶层人士,集合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投入新的斗争。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宁汉合流”后不几天,即7月20日,向全党发出通告,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不久后的“八七会议”再次肯定了这个通告,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时期。宋庆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并且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目标调整斗争的步调和策略。这对于当时的革命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伟大创举的理论和实践,当时并未被深刻理解和广泛认同,其中包括共产党内的领导成员。宋庆龄却持有真知灼见,她1927年9月在访问苏联时于莫斯科发表声明,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的决策给予了最响亮的回应,表示了坚决的支持:“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她坚信要实现孙中山的理想,“以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这是因为客观存在所决定:“国内军阀的腐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外夹攻,不允许我们有那样漫长的时间来采取逐渐改进的办法。”宋庆龄所强调必须使用的“革命的方法”,就是正在开展的土地革命。在新的革命阶段到来的时候,宋庆龄高举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旗帜,把握住民生主义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加以补充和阐发,号召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支持土地革命,投入土地革命。她反复强调孙中山是以民生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纲领的,那么首先必须回答革命性质的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它究竟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它包含些什么变革?”宋庆龄接着加以阐发:“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她认为从民生主义“可以看到他(孙中山)对于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于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因之,她尖锐地指出“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她坚信土地革命“是用革命的方法来摆脱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剥削,争取中国的自由,并使劳动人民从目前的重负下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这样,宋庆龄便将孙中山作为社会经济改革纲领的民生主义---孙中山将这种经济改革称之为“社会革命”---发展成为“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的完全意义的社会革命纲领。而且她认为,中国社会革命应该是“要把中国的广大群众从外国帝国主义、从国内军阀和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革命,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中国革命刚刚进入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析以及他们进行的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等的理论和伟大创举一时还未被广泛认同的时候,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表示深刻的理解和积极的支持,这对中国革命所起的重大作用是难以估计的,这也是宋庆龄赤诚的爱国主义和高度的民族责任感的表现。

经过了大革命血的与火的磨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考察了苏联和欧洲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宋庆龄的思想发生巨大的飞跃。30年代初,宋庆龄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她已经完成了自我超越,从旧民主主义跨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范畴;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

宋庆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活动,是她的政治生涯中“最突出的一段”。她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不畏强暴,不徇亲情。她坚决反对新军阀的统治,从不停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她尊崇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积极支持土地革命。她继承和捍卫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对歪曲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的各种伎俩予以揭露与回击,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她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凝聚了广泛的进步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奋斗。她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革命的斗争,争取国际友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同时,她也积极投身于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而妇女运动和少年儿童的保育、教育事业,始终为她所关注。在此期间,她备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中伤和打击,身心遭到摧残,甚至生命危殆。来自革命队伍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态度,更使她感到痛楚和困惑。然而,疾风知劲草,“在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她艰苦奋斗,如千丈巨岩,顶着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和媚外政策,使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得以践踏中国的大地。宋庆龄对于蒋介石政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她指出正是“蒋介石政府奉行的政策……使今日中国濒于全部分裂、沦为帝国主义属国的境地”,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从来就不曾作过认真抵抗的准备”,这是因为“它总是想对帝国主义妥协。因为它怕武装的人民甚于帝国主义侵略者。”正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瓜分豆剖”,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人物“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起而革命的,但孙中山逝世后的中国,救亡任务并未完成。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旗帜,把握孙中山重新解释过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反对帝国主义,指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必“将是一个广泛的反帝斗争,最后将汇合起来成为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当中国面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的厄运的时候,宋庆龄认为实现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标志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要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当民族危机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面对剧变的形势,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抉择,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为实现全民抗战而努力。在促成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民族解放战争过程中坚持团结、进步和抗战,反对分裂、倒退和妥协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宋庆龄同时清楚地认识民族独立解放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与社会和阶级解放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晓得,抵抗侵略,提高民权,改善民生,有同样的重要性,应该同时并进的。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全部实现之日,也便是国家独立的真正实现之时。”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她不断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作斗争,她不断呼吁“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指出“由于过去十年间中国忽视了民权主义,我们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害。内战绵延不已,国家深受摧残,千百万人民丧失了生命,亿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这就为日本的大举侵略提供了客观条件。因此,必须马上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且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改变选举制度,使人民真正能够参加政府,在政府中有发言权,释放政治犯,实行出版、结社与集会自由,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建国工作。”她强调“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在八年抗战中,宋庆龄不断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进行阐发,使其成为促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之一,成为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而且,在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斗争的同时,她密切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目标,为促其早日实现而奋斗。她还以自己在海内外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实绩以及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中国不仅是为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反侵略斗争积极争取各国及各方面的援助。她努力在中国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中架设相互支持的桥梁,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不朽的贡献,无愧为英勇的民族斗士和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饱受战乱苦难的广大人民群众热望国内实现和平统一,重建家园。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坚持实行独裁统治,决心以暴力手段消灭共产党。还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国民党即尽力观战避战,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临近,越来越把力量放在反共和反对国内其它民主力量方面。蒋介石在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大会上就把发动内战以消灭共产党的罪恶企图表达得赤裸裸:“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美国则出于自己“全球战略”的考虑,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为实现和平建国作了巨大努力,宋庆龄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她动员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实现人民民主的武器。她在1946年7月23日发表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中警惕国人注意在消灭外来敌人以后,“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坚决表示“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解决的办法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运用它。”宋庆龄认为“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不同的政治见解。我们必须有一个人都能向它提供意见的政府”;“民权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联合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起来,它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代表经过民主方式选出以后,应当让他们起草一个为中国人民所承认和批准的宪法。让这些代表在宪法中写明,中国人民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这些自由绝不能听凭少数野心家的一时好恶来决定,而是完全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的”;“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而贪官污吏却在积累巨额的巨富……土地问题必须作合理的解决。”宋庆龄强调指出“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来执行它的历史任务”,否则“就是负担掀起内战的责任”。宋庆龄的声明发展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理论,使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关于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这个声明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的反响,推动了国内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的高涨,连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亦表示响应宋庆龄的声明,在美国发起反对中国内战,反对美国给予蒋介石集团军事援助的活动。在蒋介石决心将中国人民投入内战的血海的时候,宋庆龄亦以全部的热情和力量,投入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她在自己熟悉的战线上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经历了三年的奋战,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使宋庆龄快慰的是由于新中国的诞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了最可靠的保证。”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不断奋斗,使得“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而宋庆龄以她近40年的艰苦奋斗,证明她无愧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不长的过渡时期,又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前进的道路仍然存在曲折和顿挫。作为国家领导人,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为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争取广泛的世界支持,仍然是她的主要任务。与过去的年月一样,她仍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作为已任。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教育工作---这些工作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宋庆龄在90岁高龄的时候离开了她所挚爱着的祖国和人民。她一生为之探求的祖国现代化的事业正在蓬勃开展。

作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的英名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