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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吊唁

廖承志


  1981年5月29日星稀月黑之夜,20时18分,一位伟大女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半个多月来,我不断地守侍在她的病榻旁边,或徘徊在楼下的走廊里,心中默祷着使人心灵窒息的噩耗不要闯来。但是人的生命毕竟是有止境的。大限终于来了。我没有话可说。我咽下了凝聚在眼眶的泪水。六十五年来我所认识的宋庆龄同志的战斗的生涯,象长篇的连环图画,一幅一幅浮现在我的眼前。
  从最近的谈起。邓颖超同志亲自向宋庆龄同志报告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接受她入党的经过,宋任穷同志同我向她报告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她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她喜悦地点了头,说“谢谢同志们”。这之后,5月20日,晨9时,叔婆——我通常这样称呼宋主席——曾和我作了相当长的谈话。那已经是她病情非常危急的时候了。她坚强地战胜病魔的冲击,一句话带两声喘地谈,谈,谈了足足20分钟。我的广东腔北京话,她常常听不清楚。她的上海腔北京话,讲起来也非常费力。于是我们只好用英文交谈了,这是长期以来,她同我谈话时使用的语言。
  “叔婆”,我叫她。这是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以来,我姐姐和我尊称她的专用语。 
  她睁开眼睛,一直不停瞬地望着我。
  “您觉得怎样?”我说。
  她开口讲话了,虽然舌头已有些僵硬,但是还可以听得很清楚。叔婆说:“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
  跟着,她喘了几口气。又说了:“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很紧张地俯下耳朵去听。可是她喘了一阵之后,又重复说了两遍:“如果我发生问题……”我再听。她在急喘中,挣扎着想再说下去。
  我那时认为,不能让她苦痛地勉强讲话了。我忍耐心情的激荡,向她说:“叔婆请放心。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
  宋庆龄主席点头了。因高度体温烧得通红的面额浮上了一丝满意的笑影,并且还一再点了头。
  我觉得不能再缠扰她了,我握了她的手,她的手也有力的回握了我的手。我向她说: 
  “叔婆,请您不要再讲话了。请您好好休养。我明天再来看您。”
  叔婆又微笑了。她说:“明天,……明天……。”然后又点了头。
  5月20日宋庆龄同志同我的谈话,那是她最后一次所作的时间最长的谈话。“明天!”啊,“明天!”
  明天自然我又去了,那以后,她已在半昏睡状态中,再也没有能力开口说话了。
  那一次宋主席谈的“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自然是包括她成为正式党员,和国家荣誉主席的称号,这是十分明白的了。那么,我说明:“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自然是回答了她“如果我发生什么问题的话”的话中之语。她心中想的,我明白。我所说的,她十分清楚。可惜,“明天”的话没有了……。
  我应该说明这谈话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原来,她病重之前,就向侍候在旁的邹韬奋夫人沈大姐再三说过,并且把同样的内容也向她的小保姆说过,如果她有“什么问题”,要送到上海,埋在她的父亲、母亲,和已经逝世的同宋主席同艰苦五十多年的李妈的墓旁。并且还向沈大姐说了墓地应如何安置,还笔划了简单图样。
  “依照吩咐”的内容,就是这样。
  这显示了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毕生愿同劳动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高尚品德。
  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脑中,永远不曾有过“特殊”两个字。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而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宋庆龄的一生谦虚谨慎。邓颖超同志称呼她为“副委员长”时,她明确阻止,称“庆龄同志”时,她含笑点头同意。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却不愿挤进中山陵分享中山先生的光辉。她真正心甘情愿地和她的“李妈”同葬在一起。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伟大的共产党人的气魄!
  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到过伦敦。我同其他同志们立刻到马克思的墓地瞻仰。卡尔·马克思,杰出的人杰。马克思的墓地,墓碑不及两米,他的夫人燕妮,还有他们夫妇忠实的保姆海伦,墓碑一模一样大小。在马克思墓地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墓碑,有些已是衰草丛生,有些已被风雨洒蚀得不象样,但只有马克思墓,年年,月月,日日,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鲜花,始终不曾有半朵凋残的花朵,凋零的马上换上新的……。
  我想上海万国公墓的宋庆龄同志墓,也一定会是这样。 

(原载1981年5月3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