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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十二)

发布时间:2009-06-04    

    无论是开放还是改革,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飞跃性进步都首先是以人的解放为前提的。人文主义思潮所引发的当然不仅仅是文艺的繁荣,与它相伴而生的还有宗教改革、现代国家的诞生、商业革命、科学革命,以及地理大发现等一系列改变人类社会格局的集群效应。一次规模空前的知识大爆炸撼动了蒙昧的层层堡垒:从但丁到彼特拉克、薄伽丘、马基雅维利、拉伯雷,再到哥白尼、伽利略、卡尔达诺、乔托、列奥纳多·达·芬奇……一系列闪光的名字照亮了欧洲的历史,也照亮了人类的历史。恩格斯曾这样评价文艺复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人类从未经历过如此伟大的变革,人类从未因解放自己获得过如此巨大的力量。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艺术、文学、科学、教育和宗教等多个领域人才辈出,异彩纷呈。他们一起伸出巨人之手,开启了近代文明之路……


    1341年,当彼特拉克走上卡皮托林山的古罗马神殿,接受诗人桂冠加冕,以“人文主义之父”的雄姿挥别中世纪的时候,千千万万中国人还在为推翻蒙元王朝的残暴统治苦苦抗争。
    彼特拉克为欧洲发明了一个历史概念:黑暗时期。在中国,这个黑暗时期就是元朝。与欧洲的黑暗时期比较起来,元朝的黑暗已经远远突破了中世纪的文明底线,它不仅是一次罕见的历史大倒退,而且对以后的两个王朝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贻害无穷。从军事扩张,到建立蛮族政权,他们始终都在残暴地扮演着掠夺者和征服者的丑角。
    在南宋官员彭大雅的《黑鞑纪略》里这样记载元军的抢劫情形:“其见物则欲,谓之撒花,予之则曰捺杀因,鞑语好也,不予则曰冒乌,鞑语不好也,撒花者汉语觅也。”随同南宋谢太后和小皇帝一起被掳至蒙元的词人汪元量,在《水云集》里有诗为证:“北军要讨撒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
    蒙元王朝早已灰飞烟灭,而代表 “见物则欲”强取豪夺的 “撒花”,却永远留在了中国的历史记忆里。
    在蒙元统治时期,汉人是最卑贱的奴隶,他们除了被迫向统治者奉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之外,没有任何做人的基本权利。元朝政府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脚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做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中华文明经受着元军铁蹄的肆意践踏,野蛮蹂躏。
    经过长期不屈的全民抗争,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独享推翻蒙元统治者的成果,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它的固定轨迹,它只是又重复了一次已经延续数千年的王朝更迭,只是完成了一次圆周运动,然后又迅速回到了皇权专制统治的“从前”。在某些方面,它甚至不如从前。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太祖赵匡胤立下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使当时的知识阶层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也使宋朝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许多方面有了高度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的高峰。这种对文人士大夫的礼遇,到了明清两朝则全面退化,只剩下了皇权专制的暴力与野蛮。
    明朝统治者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元统治者的残暴手法。廷杖,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稍不如意,就将朝臣按倒在殿廷上打板子,这种惩罚手段,只有最下流的统治者才想得出来。它伤害的不仅是文人士大夫的肉体,而且极大地羞辱了他们的人格尊严,也摧毁了他们的独立精神。
    廷杖,这个词虽然最流行的时期是明朝,可是,创造制度的,却不是明太祖朱元璋,元朝统治者早就这样对付他们的文武大臣了。著名史学家吴晗曾专著《廷杖》一文,考察它的历史起源。他发现,在《元史·桑哥传》、《赵孟传》、《陈天祥传》等等许多人物传记里,有关廷杖的记载随处可见,血迹斑斑。(明日待续)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04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