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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二十五)

发布时间:2009-06-18    


    1892年9月,孙中山应澳门镜湖中医院邀请,去该院挂牌行医。他是这家中医院的第一位西医师。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曾对这段经历做如此自述:“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则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有正式的提倡,有之,自澳门始。”也就是说,这是我国创立中西医结合的开始。而且院方对孙中山非常尊重,“提携而嘘拂之者无所不至,除给予医室及病房外,更为予购置药材及器械于伦敦。”
    孙中山擅长外科和治疗肺病,态度认真,待人亲切,遇有赤贫者就医时,更以自己的薪金解囊相助。因此,行医不满三个月便声名鹊起。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向镜湖医院借钱,自己办了一家中西药局,开始单独行医。
    正在他事业逐渐起步,全力在中下层百姓中间推广西医西药,甚至以“自愿赠医”、“西药赠送”的方式移风易俗、救困扶危的时候,却又遇上了意料不到的挫折。“盖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和市政当局便以此为由,先是禁止孙中山给葡萄牙人看病,继而又饬令西药房不得为之配药。孙中山的行医事业“猝遭顿挫,虽极力运动,终归无效”。
    这次挫折让孙中山“资本损失不少”。无奈之下,他只好转往广州、香山继续行医。
    当时国事日非,孙中山在一年多的行医过程中,历经坎坷,也对民间疾苦有了更深刻的体察,深深感慨“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在“医国”与“医人”之间,显然是前者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因此,“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直接投身于推动社会变革的行动中去,便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从檀香山的意奥兰尼书院、奥阿厚(阿湖)书院,到香港的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再到广州的南华医学堂和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受到了完整的西式教育,使他得以用世界的眼光打量自己的祖国,深切地感受到 “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
    从他的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教育他的人、帮助他的人,以及令他衷心敬佩的人几乎都是牧师或是有宗教背景的基督徒,而且,他本人也受洗入教,直到临终都坚持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所以,无论是“医人”还是“医国”,都不可避免地抹上了一层宗教的底色。
    1894年,28岁的孙中山开始了从“医人”到“医国”的转型。可他初试锋芒,就遇到了一些坎坷,并因此由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瞬间变成了一个激进的革命者。
    那年1月份,正在广州行医的孙中山忽然回了一趟香山县翠亨村,把自己关在新近落成的孙家小楼(即孙中山故居)里,一连十天足不出户,草就了将近八千言的《上李傅相书》(《上李鸿章书》)。
    第一个看到这篇 《上李鸿章书》,并且还帮他加以修改的,是孙中山的挚友和日后的革命同志陈少白。在陈少白的回忆里,我们可以发现孙中山生命道路中一个重要分界点:关闭药房,结束行医或者说“医人”生涯,全身心地投入政治活动。一句话,他要由医生变身为政治家了。
    为了能将这封信交到李鸿章手上,孙中山在去上海前还做了一番周密的筹划和安排,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社会活动能力。
    所谓“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在这时得到了发挥。孙中山利用行医之便,有意认识和结交了不少地方官员。他首先找到了已经退休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通过魏恒致书盛宙怀,请他向其堂兄盛宣怀予以推荐,然后再由盛宣怀将孙中山介绍给李鸿章。后来,盛宙怀果然帮他写了一封致盛宣怀的引荐信,“求吾哥俯赐吹植”。
    为了保险起见,孙中山还邀好友陆皓东陪自己一同北上。陆皓东不仅曾在上海电报学堂读书,人地两熟,而且深受郑观应赏识,关系密切。郑观应当时正居于上海,声名显赫。
    “上书李鸿章”这个事件,不仅是孙中山投身政治活动的起点和具有转折意义的里程碑,而且还直接牵扯到了在中国近代史上四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郑观应、王韬、盛宣怀和李鸿章。其中,郑观应的改良思想,更是让孙中山深受教益和启发。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18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