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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彦:新编《孙文选集》的五大特色

    来源:羊城晚报2007-03-10


  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先生是站在时代前沿的伟大人物,他所建立的历史业绩在国内外备受人们的尊敬和缅怀。他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建设思想不仅在当时深深影响了一代人,而且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为着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11月出版了笔者编辑的《孙文选集》,全书分成上、中、下三册,共150万字。 
  孙中山的著述很多,过去曾有近百种全集版本问世,其中尤以1981年至1986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以下简称中华本)和1989年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国父全集》(以下简称台北本)所收资料最为完备。而孙中山的选集也曾刊行过数十种,最早是1925年4月广州孙文主义研究社出版的《孙中山先生文集》,收24篇,共6万字。1956年11月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出版《孙中山选集》,收69篇,共60余万字,该书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是各选集版本中影响较大的一种。 
  笔者早年曾参加过中华本的编辑,又是《孙中山选集》第2版的校订者(1981年发行时,经重新校订后增加3万多字)。近十多年来,出于编纂《孙文全集》(尚未出版)和研究工作的需要,陆续从国内外搜集到不少新资料。这部《孙文选集》便是在前人编集成果的基础上,利用部分更具价值的新资料并根据笔者的研究心得编辑而成。在本书编辑期间,曾经得到了海内外一些机构和学者的鼎力相助。下面谨对《孙文选集》的主要特色作一介绍。 


  历来出版的选集篇幅最大 


  本书收辑孙中山著述共238篇(实不止此数,如《南京临时政府社会改革措施选录》就包括16篇),是历来出版的选集篇幅最大者。 
  在这些著述中,有15篇为以往各全集本所未收(中华本有23篇未收),主要来源于俄国、法国、日本的官方档案和美国、英国、日本、中国的当年报刊。档案方面如孙中山于1901年3月亲交法国驻日公使阿尔芒的意见书,1922年底分别写给列宁、越飞的信,1922、1924年与俄国官员和顾问的两次谈话等;报刊方面如载于1897年7月伦敦《东亚》季刊的论文《中国法制改革》,载于1910年4月檀香山《太平洋商业广告报》与该报记者的谈话,载于1913年3月大阪、长崎报纸的两篇访日演说,载于1920年3月上海《新韩青年》杂志(韩国志士创办)与日本记者的谈话,载于1924年10月《纽约时报》与美籍教授的谈话等。此外,以往各全集本有收的若干著述,在辑入本书时还增录了必需的附件。 
  孙中山的一些著述是从外文翻译的,本书新译15篇,改译2篇。除译出以往各全集本未收的外文资料外,重新翻译的包含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提高翻译质量,如1906年11月26日复俄人拉锡尔函;二是改用新底本,如1913年2月15日在东京东亚同文会欢迎宴会的演说,因各全集本采用中文记录的内容过于简略,故从日文杂志《支那》译出。 
  《孙文选集》所收各篇涵盖了孙中山一生的重要著述。通过这些著述,当可较为完整地了解孙中山各种思想学说及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主张和主要事迹。 
  本书上册为孙中山代表作四种,即他在遗嘱中提出必须努力以求贯彻者;中册和下册则按各篇著述的时间顺序编排。自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国民党方面出版的各种孙中山著作集中,均未将孙中山亲自主持制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列为代表作或重要著作,这可能是因为该文件原有苏联顾问及中共党员参与起草,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又已破裂的缘故;但笔者认为,必须从当时产生该文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采取客观的科学态度而不抱偏见,充分顾及孙中山本人对该文件的重视程度,故将它列为代表作。


  有61篇文章改用新的底本 


  以往各全集本(包括中华本和台北本)已收的著述,在辑入本书时共有61篇改用新的底本。我们知道,孙中山的许多著述均有各种不同版本,在原始版本与迭经翻印、转载、传抄的版本之间,甚至在几乎同时发行的早期版本之间,其内容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文字详略及讹脱衍窜数量的多寡,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故当编辑本书时,逐篇比较各版本的优劣,弄清版本的源流,从中甄选最佳的底本校勘付排。每篇著述都在末尾注明出处,详列出版项或收藏单位。又于底本之外,对于内容文字明显差异而又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其他早期版本,也择要注出,以供有志于研究者查检。 


  本书采用的新底本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是尽可能使用原件。例如1900年7月在东京发行、孙中山辑绘的《支那现势地图》,由于本书采用东京东洋文库收藏的原件(此为仅存孤本),便比以往各全集本增录“支那国势一斑”的八个表,以及该地图发行后孙中山用毛笔手书有关中国筑路现况的长篇札记。 
  第二是选用初刊本或具有权威性的早期印本。这类底本以演说词居多,初刊本如《孙大总统演讲军人精神教育》、《孙大元帅对岭南学生欢迎会演说词》以及《孙总理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说词》(代表大会秘书长刘芷芬编辑的1924年2月印发本)、《孙总理对于农民运动之演说词》(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于1924年9月印行)等。 
  第三是采用今已罕见的当年报刊和官方公报。例如《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本书以1901年12月在东京《东邦协会会报》首次发表者为底本,而不用出版于1903年9月的《江苏》转载文字。再如批判保皇党的文章《平实开口便错》,本书是直接根据新加坡大学图书馆收藏的1908年9月11日《中兴日报》排印,而中华本和台北本则从1965年出版的一种资料汇编转录,却都弄错了该报的出版日期。又如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的演说词,本书选用经孙中山亲自订正后刊载于1912年4月的上海《社会党月刊》作为底本。又如1912年10月10日为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所撰《中国之铁路计画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华本和台北本均以1932年出版的《孙中山先生外集》作底本,而本书则采用了《大陆报》中文版同日发表的译文。此外,用作底本的还有1912年在上海出版的《铁道杂志》、1916年在北京出版的《参议院公报》、1919年在广州出版的《参议院第二会期临时会公报》等。 
  第四是对多种早期报纸进行比较选择。当年孙中山的著述常由各报同时登载,而各全集本采自上海发行的《民立报》、《民国日报》者居多,本书则通过比较后择优采用,结果是将一部分著述的底本换成了上海的《时报》、《商报》、《申报》、《天铎报》、《新闻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以及《广州民国日报》、北京《益世报》等。必须指出的是,有的著述虽在各报上登载,却有原载与转载之别,例如孙中山晚年在天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华本和台北本都以1924年12月22日长沙《大公报》的转载文字为底本,而本书则根据同月8、9日在天津《益世报》连载的初刊文件。 


  有38篇文章更改著述时间 


  以往各全集本已收的著述,共有38篇更改著述时间。其中一部分是由于调换底本,新底本对于著述时间有更为确切的说明。另一部分则是通过查阅可靠记载或进行考证而加以订正。例如过去只知道《伦敦被难记》英文本出版于1897年,本书根据该年1月21日伦敦《泰晤士报》第12页的“今日出版物”(PublicationsTo-day)栏目所载,便确定为该日出版。再如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的演说,过去均误为1912年4月1日赴参议院行临时大总统解职礼后于同日发表,本书则据4月1日《民立报》和3日《申报》的报道而订正为3月31日。又如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成立25周年所撰的祝词《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一文,中华本和台北本都标为1924年,但未说明其依据;本书通过考证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成立时间及其演变过程,而酌改为1921年。此外,以往全集本屡将他人来函日期误作孙中山复函或批示日期标出,或将报纸上报道孙中山演说等的日期当成著述日期标出,也予纠正。 


  选择若干较佳版本参校 


  本书校勘文字以各篇底本为依据,并选择若干较佳版本参校。采用的底本与以往全集本或选集本相同的,均重新校勘文字并对漏校误校的情况尽量予以纠正。由于近百年前的用字习惯与今不尽相同,不少同义词语在社会上同时通行,孙中山的著述中文言文又占有很大比重,故为尊重历史文献起见,本书对勘正讹字持慎重态度。原文非讹而为过去版本误校或赘勘者,选其一部分在脚注中辨正。例如:邪为耶古字,两字为语气词、助词同音同义;希为稀古字,希有与稀有同义;返为反今字,又于违反、反而等义通反;伎为技通假字,伎俩原作技俩;缙为搢通假字,缙绅原作搢绅;岐为歧通假字,纷岐与纷歧同义;寝为蜪通假字,寝熟与蜪熟同义;奄为阉通假字,奄竖与阉竖同义;濠为壕通假字,长濠与长壕、战濠与战壕同义;耽为眈通假字,虎视耽耽与虎视眈眈同义;罚为伐通假字,吊民伐罪亦作吊民罚罪;溥为普通假字,鮂为遍异体字,溥鮂与普遍同义;中、衷皆作内心解,无动于中与无动于衷同义;等等。以上同义词语均不加改动。 
  此外,全书按当今通行习惯标点分段,对以往的全集本和选集本有所更动、调整;有若干篇重新标点。 


  各篇标题多为笔者新拟 


  本书各篇标题除极少数为孙中山自定或文件原有外,皆为笔者新拟,通常以内容提要标示。新拟的标题和副标题力求准确,以期纠正过去某种程度存在的“文不对题”以及与相关史实不符的毛病。 
  为了帮助读者提高阅读效果,本书比以往全集本或选集本都更加重视注释,全书共有脚注1400多条。注释的内容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简介各篇有关背景史实,以便对孙中山毕生经历有一个大体的系统认识;二是考释著述时间、介绍底本情况和有关校勘文字的说明;三是对中外人名、地名、专有名词以及一些历史事件、典故、隐语、方言、韵目代日等进行注释。这里特别要提到孙中山于1919年撰成的名著《实业计画》,由于民国最初两年曾进行全国性行政区域改革,许多地名在废除府州制后业已更改,而他在撰写该书时却无新的地理工具书可资利用,故大量沿用清末的旧地名,这些地名在当时已不存在,当今各省区地图中也无法找到;遂由笔者分别注出当时用名及今名,情况较为特殊的还另作说明。 
  总而言之,《孙文选集》的编辑工作从前人成果中获益不浅且多有吸收,而对其舛误失当之处也多所匡正。笔者忝任编辑之责,颇感学力有限,错误在所难免,尚祈读者不吝赐教。(本文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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