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二）

    吾道不孤。我所努力思索与追求的，大概也是许多人所普遍关注的。正是因为怀有这个共同的目标，才使我和中山市的一批有识之士相识、相知，并最终走到了一起。
    2008年6月，《中山日报》的几位同志带着诗人丘树宏的一个构想，专程来到深圳找我。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故里的思想者，他们想邀请我来完成一个有关 “中山路”的写作选题。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道路共有三百二十六条，其中定名为“中山路”的就超过了一百八十七条。我们或许可以把前者视为广义的 “中山路”，将后者视为具体的 “中山路”。
    “中山路”，在数量上堪称世界之冠，在地域分布上遍及中国，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罕见的奇观。而且，它们还拥有一个共同点：几乎每一条 “中山路”都是那座城市最繁荣的核心，既向人们展现了那座城市今天的风貌，也映射着它过去的历史。由此， “中山路”这三个字便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概念，甚至超越了人们对孙中山这个人物的简单纪念与缅怀，进而形成了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政治、经济现象，深化为一串值得审视、探究的历史、文化符号和密码。
    “中山路”，意味深长，意义非凡。
    历史，一向存在着多种观察角度，存在着多种阅读方式。这一条条纵横南北、遍及全国而又蕴藏着丰富内涵的 “中山路”，一直在默默地等待着人们去走近它，阅读它、发掘它。它们不仅让我感受到了这个写作设想的挑战性，也强烈地刺激着我的想像力。我兴奋地发现，这个选题其实与我为自己设定的长期写作选题不谋而合。因为， “中山路”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近代史的叙述方式。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我来到中山市和丘树宏先生面谈。我把自己的探寻与“中山路”选题相融合而进行的延伸思考，与丘树宏先生进行了沟通，达到了高度认同。于是，就开始了这本集中关注 “中山路”，追求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书稿的采访写作。
    大千世界，万邦林立。每个民族都在不断选择自己的发展路径，每个民族都走过了别具特色的演进历程，每个民族都留下了形态各异的历史轨迹。不同的路径，延伸出了不同的社会走向，并且最终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兴衰荣辱。
    中国是个有着漫长专制传统的大国。专制，禁锢了思想与激情，使这个民族过早地养成了懒于探索与更新的惰性，使中国的历史长期封闭在一治一乱的环形轨道里，往复轮回。
    近代以来，为了寻求民族复兴之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曾经力主洋务救国，郑观应、唐廷枢、张謇曾经依靠实业救国，容闳曾经推行教育救国，康有为、梁启超曾经追求立宪救国，宋教仁、黄兴曾经希冀议会救国……最终，只有孙中山将中国引上了一条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重，以全面变更旧有国体实现民主共和为号召的革命之路。
    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像中国这样，为了跻身于现代国家的行列而经历过规模如此庞大、时间如此漫长、道路如此坎坷的革命。对于贯穿着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浪潮，历史学家黄仁宇以他的 “大历史”观这样概括：“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脱离旧式农业管制之方式，进而采取商业原则作为组织结构之根本。传统农业社会各事一成不变，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有如中国传统所标榜之 ‘尊卑、男女、长幼’的秩序。商业着眼于广泛之分配，务必促成社会内各事物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所以在 ‘权利与义务’之大前提下，人与人之关系为多元，自此也才谈得上自由平等。可要前者蜕变为后者，有等于脱胎换骨。”
    孙中山，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也是促使腐朽的中华帝国开始向现代国家艰难转轨的先驱者和实践者。
    他第一次使中国人初步摆脱了延续千年的皇权专制统治，逐步走向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民主共和之路，为中华民族呼唤现代文明曙光！
    他第一个提出 “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制定《建国方略》，主张引进外资，倡导现代产业，穷尽毕生精力，探索、发现了实现这一理想的 “中山路”。（明日待续）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5-25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