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故居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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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不断从欧洲启航的远洋船队，带着一股股崛起的新兴力量开始改变世界和中国的固有格局。在自我封闭、自我陶醉了三千多年的中国，首先感受到这股新风气，认同这股新兴力量的就是香山。正如《香山文化》一书所记载的：“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租住澳门后，这里不仅成了西洋物质文化交流的中心，而且也是商业、政治、宗教与科技等精神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基地。西洋文化的渗透，为香山和岭南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得近地之利，香山人备受西洋文化的熏染，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均比内地较早地发生了新的变化。天圆地方和‘朝上国，万邦来朝’的中国中心观开始动摇，西洋政制、科技、宗教、教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长处也为大多数香山人所了解，走出国门、探索世界的冲动和求新求异求强求富的欲望，也不断增强。”（《香山文化》，第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西方文明对香山的影响是深远的、全方位的。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经过欧风美雨滋润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香山人，纷纷成为中国改良或革命的先锋，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民主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唐绍仪、陆皓东、杨鹤龄、杨仙逸等；为推进中国工商业近代化而付出了艰辛并且功绩卓著的徐荣树、徐润、唐廷枢、马应彪、郭乐、郭泉等；呼唤思想启蒙的郑观应、容闳、刘师复、唐国安等。当然，在香山的这些灿若星辰的著名历史人物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
得时代先声的香山人以家乡、中国、世界为舞台，开启了一个风云激荡的革新时代。他们在不断尝试着改变中国，改变家乡。因此，有人说中国的近代史始于广东，广东的近代史始于香山。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最先觉醒的那批中国人始终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实现国家现代化。为此，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城市建设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实验。香山，就曾经作为一块重要的实验田，在古老的中国率先进行了对外开放的探索。
早在1909年，在郑观应为挽救国运提出的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思想影响下，归国华侨伍于政、秀才王诜和澳门华商总会共同动议，打算在香山与澳门之间的香洲设一个免税六十年的“无税商埠”。王诜在递交给清政府的呈文中这样写道：“……西人商战之局，以开无税务局口岸为上策，南洋各埠以及香港皆用此法……”（《香山旧事》，第188页，珠海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两广总督张人骏认为这个想法可行，时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的郑观应更是鼎力相助，为之奔走呼号。4月23日，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特区”破土动工了，张人骏为商埠公所亲书挂匾，名为“广东香洲商埠”。因为有“六十年无税”做号召，迅速引来了一大批侨商和华资，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一样，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对于这个新兴的“自由港”，当时在华传教的美国人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
从美国、新加坡和香港归来的中国人，无法忍受古老城市的束缚，他们选中了澳门内港上游十英里的地方，开始筑造防波堤和疏浚工程，以建造一个海港。宽阔的街道，整齐的排水沟，漂亮的店铺，寺院，警察局，消防局和消防设施，自来水厂，图书馆，公园，绿地，商业局，电车轨道，电力和燃气，医院，学校，戏院，带花园的房子，汽艇和蒸汽机工作线，还有一个自由的港口，——一切都规划好了。（《北洋之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
可惜好景不长，宣统皇帝虽然下诏承认香洲为 “钦定自由港”，但管理章程始终没有制定出台，“免税”只是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话。再加上接替张人骏职务的继任两广总督袁树勋认为香洲局面太小，难与香港竞争，对自由港的有关事务并不热衷，最终导致侨商纷纷撤资。
进入近代以来，开放一直是中国的梦想，广东的梦想，香山（中山）的梦想。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里，他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 “实行国际共同开发中国之资源，发展中国之实业”。（明日待续）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5-27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