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十七）

第二章 1840：专制帝国的末路与转折

    继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之后，欧洲又凭借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凝聚起新的能量，持续推动着现代文明的历史车轮，突飞猛进。
    在遥远的中国，明朝中后期所显露出的那一丝现代文明之光，随着清兵入关，血溅中原而迅速熄灭。在满清王朝的奴化统治下，中国开始向谷底滑落，并在黑暗的深渊里长期徘徊。
    1840年，一场鸦片战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将这个专制帝国送上了末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容闳、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一代先进的香山人走到了历史舞台中央，承担起了推动民族进步的伟大使命。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克紫禁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仅隔一个多月，李自成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和满清军队联手击败，溃退北京。四月二十八日，李自成明知大势已去，还是匆匆忙忙地在武英殿即位登基，接受百官朝贺。他刚过了一把短暂的皇帝瘾，即于当夜五鼓时分，仓皇逃离北京。又一出打江山、坐龙庭的闹剧还没真正开场，就草草落幕了。随后，清兵入关，建立起满清王朝，开始了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封建统治。
    这一连串让人应接不暇的历史变故，为后世中国人留下了两个永远没有结论的悬案：明朝中后期是否已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又是否曾出现过一场夭折的思想启蒙？
    资本主义与思想启蒙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子。因此，主张明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也大都支持明代曾经有过一次被历史强行中断的思想启蒙。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即持这样的观点：“自1500年开始，中国有过将近三百年的经济繁荣，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以比得上的。而这雄厚的经济基础也刺激了前述提到的自由精神。”（许倬云：《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第3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至于顾炎武的《日知录》，许倬云说它：“条条都是在驳斥从古至今的制度不对：收税、征兵、取士、任官制度都不合理。这种批判精神，与当时艺术上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在强调自由、开放。”
    许倬云分析，这场“思想启蒙”之所以没有持续下去，一是因为清兵入关，一是由于儒家思想方法及中国传统价值观存在着固有局限。所以，他不无惋惜地说：“在世界历史上，欧洲的启蒙走向民主化，而中国的启蒙却走到了尽头，这是中国和欧洲社会发展的分歧点。”
    明清之际，的确是中国和欧洲社会发展的又一个分歧点。问题在于，在这个分歧点上，到底是“中国的启蒙走到了尽头”，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制度走到了尽头？
    黄仁宇在研究了万历年间的一系列具有典型性的历史人物之后说，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他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法则，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根据不同的思想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历史，人们总会发现不同的景观，得出不同的结论。
    无论如何，在1644年那个至关重要的历史瞬间，中华民族正经历着一次惨痛的、影响深远的大溃败。这个曾经以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四处 “扬威耀武”、“大放光明”（利玛窦对“大明”国号的解释）的帝国，既未能抓住机会主动、及时地吸纳西方文明成果，也没有原发性地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最后，它连抵御北方原始部族入侵的自卫能力都彻底丧失了。这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也是一种文明的悲剧。
    如果说，在明朝中后期还曾经显露出一丝通向现代文明的微弱曙光，还有可能在“山穷水尽”之后发现“柳暗花明”的新出路，那么清兵入关、血溅中原，则将这最后一点希望也彻底扼杀了。在满清王朝的奴化统治下，中国开始了走向谷底的路途，并从此在黑暗的深渊里长期徘徊。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09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