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十九）

二

    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有一个共同的病态癖好，都喜欢篡改历史、钳制舆论，这种病态在满清王朝尤为突出。
    满清王朝为实行极度狭隘敏感的文化专制，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认为内容“悖谬”和有“违碍字句”的书分别“销毁”和“撤毁”（即“全毁”和“抽毁”）。
    除了“销毁”和“撤毁”之外，另一个办法就是“避讳”。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说：“清之避讳，自康熙帝之汉名玄烨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讳至严，当时文字狱中，至以诗文笔记之对于庙讳御名，有无敬避，为顺逆凭证。”（转引自黄裳：《笔祸史谈丛》，第5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更加可笑的是，在这股避讳之风影响下，雍正就连同代文人刊印的书籍都看不懂、闹不明白了：“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至也。”（黄裳：《笔祸史谈丛》，第56页）他还宣称，如果今后不加改正，将“照大不敬律治罪”。
    不避讳不行，避讳也不行，这简直是让那些以文为生的士人们没法儿活了，在左右为难，再三权衡之下，四库馆臣们还是不敢相信这些手握生杀大权的满清帝王，该避讳的时候，还得继续避讳。
    一个连历史都要篡改，连真相都要“避讳”的国家，当然不可能产生任何进步的思想，它只能远离文明，走向愚昧和野蛮。
    在启蒙运动期间，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是充满矛盾的。他们先是根据耶稣会教士的片面描述，再加上“托中改制”的形势需要，一厢情愿地把中国想像成为一个由皇帝与儒家文人共同治理的、理性的国家，是没有宗教束缚，没有教会专权，可以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
    然而，随着到过中国的探险家与商人日益增多，双方了解不断深入，人们开始纠正对中国的误会，一度被赞美声淹没的置疑与批评也被重新认识与发现。贝克莱认为孔子的思想只是些简单化的教条，根本与基督的教导无法相比。
    中国的形象在矛盾和争议中变得模糊起来。而伏尔泰在1755年讲过的一句话，结果竟成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那次失败之旅的预言：“我们吃尽千辛万苦到了中国，但中国人并不知道我们比他们优越得多。”
    英国从未派出过如此庞大的使团，随马戛尔尼勋爵出访的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仆役近百人。他们所带来的礼物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当时欧洲最精美的天体运行仪和地球仪，有英国最先进的火炮、步枪、连发手枪，以及望远镜、秒表、气压计、钢琴等等，甚至还有一辆装饰华丽带有悬浮弹簧的四轮马车。
    结果，这次为增进“两个朝廷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的历史性访问，却因为马戛尔尼拒绝向中国皇帝下跪叩头而失败了。
    马戛尔尼使团的遭遇彻底统一了整个西方世界对满清帝国的认识，欧洲人从此真切地看到了一个野蛮愚昧、专制腐败、傲慢自闭、外强中干的东方大国形象。用《爱丁堡评论》的语言说，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了。这也为他们理直气壮地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埋下了伏笔。因为，这将是一场文明针对野蛮的讨伐，名正言顺。
    四十八年之后，1840年4月7日，当英国下议院正在激烈辩论是否应该向满清帝国出兵，打响这场中英战争的时候，当年马戛尔尼使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做了决定性的演讲：“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与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个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他的结论是：“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定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他的话音刚落，下议院里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11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