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二十）

三

    1840年，一场鸦片战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将这个专制帝国送上了穷途末路。
    8月29日，《南京条约》在英军旗舰康沃利斯（又译康华丽）号上签署。中国人以一种迷茫、无奈、屈辱与悲愤的方式进入了近代史。在失败的创痛中，他们终于开始重新估价自己，认识世界了。
    1839年林则徐刚到广州销烟的时候，曾经底气十足。据说，他自以为手里攥着两件制胜的法宝，一是洋鬼子天天吃牛肉粉，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得被大便干燥憋死；另一个就是听说洋鬼子的膝盖都不会打弯，打起仗来会很费力，甚至不堪一击。幸好他到广州之后，亲眼见到了洋人，还特意经香山去了一趟澳门，成了“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从澳门回到广州后，他更觉得对西方认识的浅薄，这才请人编译《四洲志》（即英文普及读物《世界地理大全》）。此书后经魏源重新修订改编成《海国图志》，并在里面首次提出了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两次鸦片战争，首先动摇的是清兵以骑射为核心的落后军事思想。屡战屡败，让满清军队见识了新式火炮的威力，也让他们产生了对新式炮舰灵活机动、朝发夕至、防不胜防的无限恐惧。于是，追求和洋人一样的“船坚炮利”，成了洋务派最原始的动机。在洋务派的推动下，1861 年清政府设立第一个对外交涉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在中国，真正能够领风气之先的，其实并不是这些高居庙堂的达官显贵，而是那些身处民间的中下层精英。清朝中后期，广东香山，这个地处南海之滨、远离中国内陆、长期接受西洋文明熏染的“飞地”，便率先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先进、渴望变革的觉醒者。容闳、郑观应、唐廷枢、徐荣树、徐润他们各展所长，在不同的领域开始了对愚昧中国的启蒙。
    1841年，正当满清朝野上下被英国舰队搅得晕头转向、手足无措、惶惶不安的时候，出生于香山的农家少年容闳进入澳门马礼逊学堂，接受系统的西式教育。
    与满清政府所表现出的那种极端排外、褊狭不同，香山人自明朝即开始与西方人交往，他们早已经养成了包容和主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习惯，并且形成了一股追求进步的民风。
    1854年，容闳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在西方名牌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八年之后，满清政府才在北京开设师资质量低劣、管理混乱的“同文馆”，而这座花了大把银子建起来的翻译学堂却没能培养出有用的专业人才，据说它最有出息的学生就是帮助梅兰芳策划了京剧改革的齐如山。
    容闳怀着一颗报国的赤子之心，一毕业便立刻踏上了归途。只有美国大学学位，没有中国科举的“功名”，容闳空有一腔热情，却报国无门。他在回国后的七年间，一再蹉跎，郁郁不得志。在此期间，他曾去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向干王洪仁献策。
    1863年，他经人推荐结识曾国藩，并被派往美国麻州采购机器设备，著名的上海“江南制造局”即由此诞生。而他的“教育计划”也从此起步了。据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所述，丁日昌一听说他的教育计划即大加赞许。
    在此后的三年间，容闳始终对自己的教育计划念念不忘，每遇丁日昌“必强聒不已”，还时常请他向曾国藩陈情。
    1870年冬，曾国藩办完天津教案，回任两江总督。他刚抵达南京，就接到了朝廷的回复：“着照所请。”用容闳自己的话来说：“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分四批派出一百二十名幼童生官费赴美国留学，原计划各期学生留美学习十五年，四批前后总计二十年。不料在1881年全体中国幼童即奉召勒令返华，容闳的教育计划被迫中断。尽管如此，它仍然开创了西学东渐、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先河。
    尽管容闳的教育计划未能最终完成，但它仍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推进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材：唐绍仪，后来成为民国首任国务总理，促成南北议和；詹天佑，领导建成中国第一条自筑的京张铁路，成为第一个加入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及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中国人；梁诚，曾任驻美公使，主持交涉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唐国安，曾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首任校长；蔡绍基，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周万鹏，曾任清政府电政总局局长……当年的留美幼童，纷纷成为外交、教育、铁路、电报、海军、海关、实业、法律等各个新兴领域的开拓者。
    1876年，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为表彰他对中美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特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78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副公使，中美邦交开始“正常化”。1898年，他回国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离北京，此后在美国定居，直至1912年病逝。
（明日待续）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13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