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三十一）

    10月10日，距离既定起义日期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兴中会核心成员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和杨衢云、黄咏商、谢缵泰等人才在香港聚会，选举总办，并且商定，这个总办就是起义成功后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人选，兴中会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为一方，认为它非孙中山莫属；而谢缵泰等人为另一方，力挺杨衢云。
    除了谢缵泰之外，杨衢云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支持者，一是黄咏商，一是余育之。黄咏商为了资助起义，将自家的祖产，位于苏杭街的一所洋楼作价变卖，将得款八千余元港币全都交给了杨衢云；余育之是香港富商，为革命捐款更多，是当时粮饷的主要来源。
    这突然而至的内部矛盾虽然让孙中山感到伤心，但为了成就革命大业，他还是主动让出了总办一职。在这次危机处理过程中，他显示出了一个革命领导者应有的博大胸怀。
    兴中会的内部危机刚刚过去，外部危机又接踵而至。由于谋事不密，广州方面的满清政府和香港方面的港英当局都提前发现了兴中会的动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急调军队加强广州防务，并且派兵围捕起义人员。结果，这次筹划了半年多的武装起义尚未发动，就被镇压了。

二

    广州起义虽然未成事实，孙中山和杨衢云却成了满清政府必欲除之的心头之患。各级官府不仅在国内到处发放悬赏通缉的告示，而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令驻海外各国公使，要求他们紧密追踪，相机缉拿。
    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美国等地稍作停留后，于1896年9月30 日抵达英国的利物浦王子码头，开始了欧洲之旅。其实，他在美国刚刚登上前往欧洲的轮船，满清驻英国公使就已经接获密报，从登陆欧洲的那一刻起，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密探的跟踪监视之下。
    10月10日，孙中山在使馆外面偶然遇到一位中国留学生，便向他打听使馆里有没有广东同乡。那留学生告诉他，公使馆的翻译官邓廷铿就是广东人。于是，他贸然进入使馆去找老乡。孙中山以为自己使用的是化名，不会被人识破。而公使馆方面则更没想到，这个朝廷缉拿的要犯，他们整天派人跟踪盯梢的孙逸仙竟然会自己送上门来了。当日，在孙中山离去后，驻英公使龚照瑷与使馆的洋人雇员马格里等人共同商议的结论是：“皆曰可拿。”因为孙中山“无忌惮，自来使馆”，而“使馆即中国地，自应扣留”。第二天，孙中山又到使馆来会老乡了，当场即被拿下，关押在使馆三楼的一个房间里。
    在孙中山想方设法展开自救的同时，公使馆正与北京方面紧急谋划，要将他秘密押解回国。10月14日，马格里按照龚照瑷的指示，已经雇好了轮船，准备随时起解。
    无奈之下，孙中山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同乡邓廷铿身上。同时，继续说服英国仆役，争取他们回心转意，能将自己遭到囚禁的消息带给康德黎。
    迫于英国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压力，10月23日下午，满清使馆终于释放了孙中山。
    孙中山伦敦蒙难，几经曲折，又极富戏剧性地获救脱险的消息不仅在英国广为传播，美国《纽约时报》、香港《德臣西报》、上海《时务报》也相继刊登大量相关报道。
    孙中山获得自由后，又在伦敦学习考察了将近一年。在这里，他阅读西方政治、外交、法律、矿物、农业、畜牧、机械、经济等方面的著作。同时，对西方的“政治风俗”进行研究，在民权的实现上有了一些体会：“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正是在伦敦期间，他的思想里有了将民族、民权、民生“一并解决”的三民主义的萌芽。
    为了 “就近策划革命”，1897年8月16 日孙中山再次来到日本。与以往不同，他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失败者、逃亡者了，他已经变身为声名大振的革命首领了。日本政府不仅允许孙中山在此居留，他身边还多了许多身份背景十分复杂的“日本朋友”。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25 作者：杨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