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四十四）

    宋教仁遇刺标志着整个武昌起义带来的革命成果彻底丧失。孙中山结束了日本的访问行程，回到上海，与黄兴、陈其美商讨对策。
    正在国民党人在起兵讨袁与“用法律解决”之间犹豫不定的时候，袁世凯已经开始对革命派下手了。6月，他先后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职务。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孙中山、黄兴力促上海和南京响应。随后南京、上海、安徽、广东纷纷宣布独立讨袁。7 月底，各地讨袁军相继失败。
    9月15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等人。孙中山、黄兴先后逃往日本。他们又一次成了流亡者。
    民主政治的希望破灭了，修建二十万里铁路的希望也破灭了，中国之路又一次陷入迷茫……

四

    从晚清到民初的几次政权转移，除了浮在表面上的政治、民族、军事等诸因素之外，背后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推手：经济困境。这是一个在过去的历史文本里，一向缺少充分言说而又至关重要的特殊领域。
    1911年5月，清政府派盛宣怀出面与以美国摩根财阀为核心的美、英、德、法四国银行财团经过多次交涉，以出让川粤汉铁路筑路权为条件，签订了六百万英镑的借款合同。结果，这次川粤汉铁路大借款不仅引发了群情激愤的保路运动，而且演变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同样面临着财政危机。而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与袁世凯之间的纠纷，也正是围绕着对外借款问题全面展开的。
    从清末开始，美、英、德、法四国银行财团就取得对华借款的垄断权，每项借款都以获得在华利益为附加条件。唐绍仪尽管面临着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局面，却不甘因此受人指责，落下丧权辱国的恶名，便想另辟蹊径，绕开四国银行财团。为此，他与比利时财团接洽，从华比银行拿到了一百万英镑的借款，以此应付急需。让他没想到的是，这笔借款竟然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使他和袁世凯之间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以致首届责任内阁被迫解体。
    唐绍仪向华比银行借款的消息传出之后，美、英、德、法四国公使立刻照会袁世凯政府，谴责中国违反与四国形成的借款条约，并以今后停止借款相要挟。面对四大强国的抗议，中国政府内部陷入了一片争吵。
    在各方压力下，唐绍仪被迫亲自前往四国公使馆解释。四国公使联合起来向他提出四点要求：一、取消与比利时签订的借款合同，退还款项；二、中国政府不再向四国以外任何一国借款；三、中国财政预算案须交四国公使备阅；四、中国政府正式道歉。
    借款风波之后，唐绍仪又因人事任用问题与袁世凯发生难以调和的分歧，最后他留下一道辞呈，也不与袁世凯话别，就乘车离开了北京。
    唐绍仪于1912年4月21日组成责任内阁，到6月16日拂袖而去，前后总共不到两个月，成了民国历史上第一个短命内阁。
    政治和经济总是密不可分、互相作用的。就在双方相持不下，大借款即将破局的时候，宋教仁在上海遇刺，孙中山在南方发起二次革命，呼吁各省起兵讨袁。袁世凯急需军费备战，立刻变得“饥不择食”了。在丧权辱国与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个人权力。于是，周学熙匆忙受命，再与六国银行财团重开谈判。
    袁世凯政府与除美国之外的五国银行财团签订了新的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二千五百万镑，利息五厘，折算后按八四折实收，不过二千一百万镑；另外扣除民国元年、民国二年到期的庚子赔款及其他前期借款和垫款，再加上赔偿期间各国受到的财物损失，袁世凯政府真正能拿到手的借款不过债面的一半，而它的代价却是中国盐税从此落入外人之手，为期四十七年。
    满清王朝灭亡了，却留下了一屁股还不清的外债和已经形成惯例的外交与经济困境。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以一连串负数为起点，在一团纠缠不清的权力争夺中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起步。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7-09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