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四十五）

第七章 1919：上海，对希望之路的再思索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于9日晚6时以前就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修正案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手段。8日下午，袁世凯在政府会议上发表了“泪随声下”的演说，决定全盘接受日本的修正案。
    当年8月，就在袁世凯紧锣密鼓地筹划复辟帝制同时，梁启超、蔡锷这对师生也在密谋倒袁起义。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寝食难安地当了八十三天皇帝之后，被迫撤销帝制。6月6日，在举国上下一片咒骂声中一命呜呼。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后改名《新青年》）出版了, 揭开了我国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在昏沉沉的中华大地上投下了一丝文明的光亮。
    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写作他毕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建国方略》，向人们勾画出了中国的发展蓝图。
    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到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害，中国的民主共和之路让人们看到过短暂的希望之光，随后又急速坠入了更加昏暗的迷途。
    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受挫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胡汉民、谭人凤等人陆续流亡日本。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困难时期，也是民主革命者的困难时期。“当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生活十分艰苦，衣食不周，甚至向公费留学生索取一点食物糊口，或购买烤红薯果腹。”
    在失败的巨大压力下，在异常艰难的处境下，孙中山与他的许多老同志、老朋友发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多年来一直忠实追随孙中山的黄兴公开表示，入盟誓言中的“附从孙先生”欠妥，根本不符合民主原则，实在无法“附从”。李烈钧说得更直接：“牺牲一己之自由，附从党魁为屈辱”，并且强烈反对让人在入党志愿书上按手印指模等等类似帮会的做法。同盟会元老谭人凤等也对此类做法深表不以为然，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此时，孙中山与黄兴之间虽然存在隔阂，但在反袁的大目标上还是一致的，两人谁也不想就此分手。
    黄兴为了不伤害同志之间多年感情，避免革命阵营全面分裂，于1914年6月30日，也就是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前夕出走美国。27日，孙中山到黄兴寓所为他送行，两人始终“未谈国事”。孙中山兴之所致，挥毫辑录古诗词联句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几天后，黄兴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放眼滔滔不绝、不知何处是岸的茫茫大洋，感时伤怀，即兴赋诗一首：“口吐三峡水，足蹈万里云；茫茫天地间，何处着吾身？”表达了对个人和国家前途的无限迷茫。
    黄兴与孙中山分手后，原同盟会、国民党中的军界人士李烈钧、程潜、陈炯明等人也相继离孙中山而去。
    与此同时，由于广东、湖南分别是孙中山和黄兴的故乡，国民党人比较多，袁世凯对这两个省的暴力镇压尤为严酷。广东都督龙济光本来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旧军阀，此时更是大搞白色恐怖，制造了多起惨案。
    1915年7月，龙济光被中华革命党人行刺受伤。刺客钟明光被当场逮捕，龙济光命令处以寸磔（碎解肢体）之刑，引起全国上下严厉谴责。这种骇人听闻的、在清朝末年戊戌变法之后就已经“永远删除”的酷刑，竟然被袁世凯“夙所依重”的爱将重新捡了起来，用以对付革命党。
    然而，中国已经不是旧日的中国，风尚已经不是旧日的风尚，人民已经不是旧日的人民。经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的身体力行，民主共和思想开始渐入人心，并且形成了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
    正当孙中山在日本领导中华革命党进行的反袁斗争历尽艰辛却效果不彰，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的时候，国内一股强大的进步力量在迅速崛起。孙中山的广东同乡，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学者、作家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为推翻袁世凯的独裁政权付出了至为关键的努力。
    梁启超，一个自从发动戊戌变法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百科全书式”的巨人，终于在反袁斗争中写下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为光辉的一页。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7-10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