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四十六）

一

    以极端卑鄙的手段除掉了“最忌者”宋教仁，以武力手段逼走了孙中山和黄兴之后，处在权力巅峰的袁世凯将《临时约法》当做一纸空文，于1913年10月10日由临时大总统摇身变成了正式大总统。随后，他又解散国会，指斥议会政治不适合国情，废除《临时约法》，颁布秉承他的旨意起草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国家统治权”，还进一步肯定了大总统终身制。如此倒行逆施，擅权独裁，他还嫌不够，又不合时宜地做起了恢复帝制，父子相传，万世一系的黄粱美梦。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二十一条”日文原件面交袁世凯，他神情暧昧地说：“这是解决中日悬案的一个重要公文，也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绝好机会。如果这件悬案解决了，日本政府也愿意向大总统表示善意，将来大总统高升一步，我们日本愿意加强中日两国的亲善合作关系。不过，这是中日两国的直接交涉，在交涉过程中，请大总统绝对保密。”
    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总共分五项：第一项关于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四条；第二项关于日本在满蒙享有“优越地位”七条；第三项关于日本与中国合办汉冶萍公司二条；第四项关于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第三国一条；第五项关于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日本享有开矿、建港及筑路优先权等七条。这些条件不仅为日本吞并满蒙提供了充分便利，而且日本在中国取得了政治、军事、财政的监督权，取得了警政权及军火垄断权，第一步是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第二步便是实现“中日合并”。
    公正地说，对于这个卖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是不想接受的，也做了一些有限的抵抗。他还违背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之间的密约，通过自己的外国政治顾问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另译莫里森、马礼逊），故意将条约内容透露给《泰晤士报》，希望在报纸上披露后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由欧美各国来出面干涉阻止。可是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各国无暇东顾。英、美、法三国驻日本公使虽然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却没有形成进一步干预的行动计划。
    从2月2日到4月17日，日本方面与袁世凯政府举行了二十五次谈判，袁世凯政府提出的对案及修正案都不被日本方面接受。期间，日本还不断增兵来华，以武力相威胁，企图压迫袁世凯政府就范。4月26日，日本自行提出修正案：第一项到第三项，仍然维持原案；第四项不写入条约，改由袁世凯政府“自动”发表声明；第五项与本次交涉分开，日后另行协商。显而易见，这个修正案在内容上未做丝毫让步，只是在形式和步骤上略有缓和，以此减轻对西方三国的刺激，同时也在表面上对袁世凯政府做出了让步的姿态。
    袁世凯仍然想和日方讨价还价，5月1日，又命令外交部提出了新的修正案。日本却想抓住欧战这个时机，迅速签约。5月7日，日本政府突然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于9日晚6时以前对日本提出的修正案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手段，发出了动武的暗示。
    这时袁世凯正做着皇帝梦，既没有做过与日本全面开战准备，也没有这个勇气和决心。客观地说，一个国贫民困、长期靠借外债维持的政府，也确实不具备与强国抗衡的实力。8日下午，他在政府会议上发表了“泪随声下”的演说，决定全盘接受日本的修正案。
    5月25日，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这个亡国条约。同时，袁世凯亲笔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了5月9日这个日子，教训惨痛。
    中日立约前后，全国上下群情悲愤，纷纷提出抗战要求，并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上海人民率先捐献救国储金，支持抗日救亡，各地踊跃响应，海外华侨大批汇款回国，华侨青年自愿回国参军，人民团体规定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在一片声讨浪潮中，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通电辞职。
    在对外屈膝投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之后，袁世凯自以为已经与日本政府有了默契，从6月开始，紧锣密鼓地暗中筹划起总统变皇帝的把戏了。让袁世凯万没想到的是，正是日本媒体把他妄图恢复帝制的野心率先捅了出来，闹得传言四起，议论纷纷，一时打乱了他的复辟计划。
    由于事发突然，条件也尚未成熟，袁世凯只好发表违心的讲话，继续欺骗舆论：“辛亥革命初起时，清政府愿意让位给我，我坚决不肯接受。为了保障皇室安全，我不惜牺牲一己出任艰巨。如果我乘人之危取而代之，就是欺孤凌寡，不仁不义，我不是这样的人。古往今来帝王子孙都没有好的结局。天下最愚蠢的事情就是做皇帝，我没有蠢到这种程度。为了爱国救国，我已经牺牲了自己，我不愿意再牺牲子孙。”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7-11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