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故居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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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6月，梁启超从广东来到南京，受江苏都督冯国璋之约同程北上，在北京稍做停留后，移居天津寓所。
早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杨度就曾使人与梁启超联络，想拉他入伙。不成想，派去的人刚见到梁启超，还没来得及开口，梁启超就拿出了事先写好的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梁启超说，自己在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曾经犹豫不决，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忽然让人来到天津，以二十万元相赠， 这样一来，他反倒非写不可了，否则便落下了被人收买的嫌疑。在向杨度派来的说客出示了这篇文章之后，梁启超还托他们顺便给杨度带回一封绝交信，信上说：“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
这篇价值二十万元的文章果然是一颗重磅炸弹，事后有人评论说：它对筹安会和袁世凯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梁启超这篇雄文在上海 《大中华》月刊发表之后 ， 《申报》、《时报》等报刊争相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上下激起强烈反响，纷纷赞扬梁文 “力透纸背，挥斥方遒”。
就在杨度让人去拉拢梁启超的当天，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也从北京来到了天津，师生二人一起秘密制定了反对帝制的全盘计划。
在蔡锷回昆明前后，国民党中的军界人土李烈钧、赵声涛、熊克武等人也纷纷云集而来。12月22日，蔡锷的旧部、云南都督唐继尧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共商讨袁大计，大家推举唐继尧为第三军总司令留守昆明组织后援，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进击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经广西收复广东。由于云南军是在昆明护国寺召开的誓师动员大会，就地取名，将讨袁军定名为护国军。
次日，唐继尧等通电劝告袁世凯取消帝制，并要求将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以及梁士诒、朱启钤、袁乃宽等 “七凶 ” （合称 “十三太保”）明正典刑，以谢天下，限袁世凯二十四小时内给予答复。
袁世凯以为，云南乃一隅之地，较国民党二次革命时发动四省联合的力量要弱得多，不难兴兵剿灭，并没太在意。显然，他对当时的天下大势出现了严重的判断错误。
12月25日，在预定期限内没有等到袁世凯的明确答复之后，唐继尧、蔡锷等人联名通电宣告云南独立。在这份电文里，他们不再客气地称袁世凯为 “我大总统”了，直指其为 “背叛民国之罪人”，决意兴兵讨伐。
梁启超在蔡锷经日本转赴云南的同时，也偷偷离开天津去了上海。到达上海后，他继续推动倒袁大业，多次致函广西都督陆荣廷，劝其配合云南方面一起行动。陆荣廷对梁启超素怀仰慕之情，而且早有反袁之心，便于1916年2月派密使到上海邀请梁启超到广西共商讨袁大计。
广西独立后，又发生了 “五将军之一电”事件。当时，江苏都督冯国璋已经看清了袁世凯末日将至的命运，但在表面上，他对梁启超、陆荣廷发来的文电或派来的联络代表，既不做正面回应，同时又暗示自己不是护国军的敌人。他的打算是联合几省军阀，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止军事行动，实现南北议和。这个建议首先取得了山东都督勒云鹏、江西都督李纯、浙江都督朱瑞和湖南都督汤芗铭的赞同。于是，这五位将军作为发起人密电征求其他各省军阀意见，结果，这个密电意外落到了袁世凯手里。3月19日，袁世凯看到这封密电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处境，绝望地对身边人说 ： “完了，一切都完了！”
3月22日，袁世凯在寝食难安地当了八十三天皇帝之后，被迫撤销帝制。6月6日，在举国上下一片咒骂声中一命呜呼。
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曾说：“成功之速，出人意料之外。”这次蔡锷兴兵讨袁，写信向梁启超汇报时也说 ： “人心如此，非始愿所及。”他们都没想到，一个看似强大无比的专制王朝，一个看似不可一世的独裁统治者，原来竟是如此不得人心，又如此不堪一击!
孙中山首倡 “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创立共和；梁启超率众 “为国民争人格”，捍卫共和。两个经历、思想、政见不同的广东人，殊途同归，完成了同一个事业。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7-12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