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五十三）

二

    1919年6月11日，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与高一涵等著名学人，到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由他本人起草、由胡适译成英文的《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捕。这位富于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切实履行了“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的自我人生设计。
    1920年4月21日，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即将过去一周年之际，陈独秀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将五四的精神概括为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
    这种 “直接行动”，“不诉诸法律”，“不依赖代表”的激烈宣示不仅是他个人的思想转型，是他从此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而且也代表了当时一股新生的，彻底改变了未来中国走向的社会主义思潮。
    正当陈独秀和那一代五四先驱高举民主与科学的伟大旗帜，对全国人民进行现代思想启蒙时,列宁的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起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在一股新的激情作用下，陈独秀把他自己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旗帜放弃了,把他自己誓言“为之断头流血在所不辞”的启蒙运动放弃了,开始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
    陈独秀出狱后不久，即离开北京大学转往上海。1920年春，也就是他将五四精神定位于 “直接行动”的那段时间，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远东局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来访，陈独秀与他们相谈甚欢，以为找到了新的同志。8月，他主持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9月1日《新青年》在上海重新出版，吸收陈望道等左派知识青年参与编辑，思想倾向迅速发生转变。11月起，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以《新青年》及《共产党》月刊为阵地，梁启超、张东荪以《时事新报》为阵地，就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论战。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思想分野。
    同样是在1920年的11月，陈炯明开始作为省长主政广东，他立即电邀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们也可以算是老朋友了，陈炯明还在漳州的时候，就和陈独秀建立了联系，两人一直频繁通信讨论中国时局。陈独秀在接到陈炯明的电报后，经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认为在广东有利于开展建党工作，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
    陈独秀于12月到达广东，很快就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1921年春，陈独秀在陈炯明的支持下设立宣传员讲习所，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由于陈独秀在公开演讲中经常批判传统道德，一些守旧分子说他祸乱广东，发起了“驱陈运动”。陈炯明则对此一笑置之，还出资让陈独秀创办了《广东群报》，以便开启民智。这份报纸很快就被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全面掌握，几乎成了它的机关报。此外，广东共产主义小组还在广州、佛山建立了许多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开展维权斗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这里是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上海代表李汉俊及其胞兄李书城的寓所。参加会议的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有法租界巡捕闯进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于是，最后一天的会议，便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从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希望之舟，扬帆起航了。
    由于陈独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书记，便辞去了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去上海主持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携手推动社会进步，共同塑造民族与国家未来的伟大事业，即将开始了。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7-20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