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故居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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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两年前被吴佩孚驱除出中原的奉系军阀卷土重来，再次挥师南下。15日，张作霖派出两路大军，分别向山海关 （旧称榆关）、朝阳进击。17日，吴佩孚应大总统曹锟的紧急请求由洛阳赶到北京主持军务。当时，直系大将冯玉祥、王怀庆和曹锟政府的全体阁员及京城文武官吏全都赶到车站摆队相迎，场面十分隆重。18日，吴佩孚在公府“四照堂”成立“讨逆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任命彭寿莘为第一军司令，王怀庆为第二军司令，冯玉祥为第三军司令。关于这次大战爆发之前的“四照堂点将”，有两位民国著名人物分别从一暗一明两个角度进行了描述，两相比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
一位是冯玉祥，不久之后发动北京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与实施者。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撰写的回忆录里，以文学化的手法描写这次“四照堂点将”：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了60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答。（转引自《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李辉著，第36页）
冯玉祥的描写是否真实，大约永远无法求证了。但是，冯玉祥内心里对吴佩孚的不满与蔑视却已经昭然若揭了。
另一个对这次 “四照堂点将”加以具体描写的是民国时期著名记者、受现代史学家所普遍推崇的陶菊隐，他写道：
吴在四照堂点将，由于曹锟畀以全权，诸将唯唯听命，俨然是个“全国兵马大元帅”的模样。19日，就有各国记者蜂涌（拥）而来，吴满有把握地向他们说道：“我出兵二十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张作霖下台后，他的儿子张学良可以派送出洋留学。”（陶菊隐：《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肆》，第291页，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场景，陶菊隐和冯玉祥让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的吴佩孚。不管“四照堂点将”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形，盛极一时的吴佩孚吴大帅很快就尝到了失败的苦果。
9月28日起，战事转趋激烈，直系军队伤亡惨重，情况危急。10月12日，吴佩孚不得不亲赴山海关督战。吴佩孚肯定没想到，他此番离开北京之后，就真的回不去了。
10月19日，冯玉祥突然命令部下回师北京，沿途割断电线，严密封锁消息。22日晚，冯军抵达北京，控制各城门，占领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等交通电讯枢纽。23日，冯玉祥发出通电，要求停战，惩办祸首，同时软禁了大总统曹锟。消息传出之后，正在前线苦战的直系军队立刻土崩瓦解，溃不成军。11月2日，曹锟在当了一年零二十几天总统之后宣布下野，第二天吴佩孚率领残兵败将经海路逃往长江流域。
中国政治的背后总有列强的影子，尤其是苏俄与日本的影子。吴佩孚一败涂地，除了冯玉祥临阵倒戈之外，也与他和日本人的冲突有关。就在“四照堂点将”的第二天，日本公使曾专门拜访吴佩孚，希望他打到奉天后保证日本人的特权和维持日本人的既得利益不变。结果他瞪大了眼睛说：“这我可管不了，你得问外交部去。我的任务是讨贼，任务完成后我不要东北地盘，依旧回到洛阳去。”对此，陶菊隐分析评价说：“他显然拒绝了日人的要求。后来他的失败与外交问题有莫大关系。”
冯玉祥发动政变，虽然一时掌握了北京政府军政大权。然而，以他个人的实力和威望，这种局面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所以，10月25日，也就是政变成功的两天之后，冯玉祥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将自己控制下的部队改编成“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拥戴皖系军阀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二是电请南方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奉、皖两系军阀和孙中山一向共同反对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阀，当时有所谓“反直三角同盟”之称。现在，直系军阀失势了，这种旧日的“同盟”关系也就变质了，它迅速蜕化成了争权夺利的暗战。
10月27日，孙中山复电冯玉祥、段祺瑞：“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四分五裂的中华民国，似乎又一次出现了结束军阀混战乱局，走向和平稳定的新机遇。然而，正如美国驻华记者约翰·鲍威尔说的：“在政治上，冯是个靠不住的盟友。”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7-26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