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树宏部长的一句话让我十分震撼，我看到了一种未来的希望，我对这样的一种文化充满了赞赏。他说：‘我们中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没有一个人饿死；在十年动乱时，没有人被整死；改革开放三十年，富起来了，没有一个人被撑死’。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就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发展基础。”昨日，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的作者杨黎光在“首届中山书展”的第一天就为中山人带来了《近代中国看广东近代广东看香山》的讲座。他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向观众清晰地阐述了“中山路”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必然，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

东方的黑暗世纪——从蒙元到明清

    杨黎光认为，1341年，当彼特拉克走上卡皮托林山的古罗马神殿接受诗人桂冠加冕，以“人文主义之父”的雄姿挥别中世纪的时候，千千万万中国人还要为推翻蒙元苦苦抗争。
    彼特拉克为欧洲发明了一个历史概念——黑暗时期。在中国，这个黑暗时期就是臭名昭著的元朝。与欧洲的黑暗时期比较起来，元朝的黑暗已经远远突破了中世纪的文明底线，它不仅是一次罕见的历史大倒退，而且对以后的两个王朝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推翻了元统治建立政权，作为一个由蛮族统治脱胎而来的王朝，继承了蒙古人的许多残暴手法，比如，廷杖这种无视人尊严的手法。为了防治外患严行海禁。
    满清也是来自于北方的蛮族，屠城，扬州十日，即是证明。

荒诞的“郑和下西洋”

    1405年，郑和率领由208艘海船组成的船队从太仓刘家湾起航，开始了他长达一生的七次下西洋。
    杨黎光认为，郑和七下西洋，除了在史册上留下了一场神奇的航海梦，对社会发展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促进作用。郑和的船队始终在印度洋周边的东南亚、西亚、东非转来转去，始终没到达“好望角”，他们只是使“中央帝国”更沉溺于文明优越、万邦来朝的自我催眠里。
    而1497年的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东行进入印度洋，打通了从欧洲直抵远东的航线。《世界文明史》的作者伯恩斯和拉尔夫著书说：“海外探险航行十分有力地刺激了商业革命。这些航海探险和建立殖民帝国所产生的后果无法估价。首先，它们使局限在狭隘范围内的地中海贸易扩展成为世界性的事业。”

1514年，中山路的溯源

    这是杨黎光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看法。1514年，历史的偶然扇动了翅膀，掀起了“蝴蝶效应”。
    历史道路的分界点往往不是瞬间出现的，它是一个相对漫长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既有文化传统作为深层依据，也是由许多偶然机遇逐渐积累起来的必然结果。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这一系列颠覆思维传统、彻底改变人类生存处境的重大事件不断上演，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组成一个完整的发展链条。
    在欧洲历史性地告别中世纪，昂首阔步走向现代文明的数百年间，中国还在沉沦、迷醉、封闭在一乱一治的泥淖里不能自拔。
    而1514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年份，这一年葡萄牙人代表欧洲率先来到广东沿海，开始反复敲击古老中国的沉重之门。那声音一阵强似于一阵，令人惋惜的是，却不能唤醒嗜睡的梦中人——还在做着千秋家国的美梦。
    1514年（明正德九年），欧维治航抵广东珠江口外的屯门（今香港新界）。欧维治为庆祝这次的胜利偷偷立了一个石头标柱。他立下的那块石头标志是一个隐喻，它是一对父子探险家的墓碑 （他们死了都埋在这个标志下），也是欧洲人撬动古老中国那扇沉重之门的第一个支点。

香山走出孤独的寻路人

    清朝中后期，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的组成结构发生了一次历史性转变。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体系中长期处于末流位置的工商业者异军突起，特别是那些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洋商买办，逐渐成长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新生力量。当时最先警觉到世界在改变，中国跟不上世界脚步的人，便是跟外国人有往来交易的买办，而不是读书人。郑观应就是其中之一，他当时便写下了《盛世危言》。
    从洋务运动到改良运动，有识之士相继为改变中国反反复复地做着无望的努力，就在他们于争论的喧嚣和血腥的镇压中等待着注定失败的结果时，香山，一个孤独的寻路人出发了。他是革命的先驱，他是共和政体的开创者，他是皇权统治的掘墓人，他，就是孙中山。

精彩演讲词

    ●得地利之优，香山人备受西洋文化熏染，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均比内地较早地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经过欧风美雨滋润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香山人，纷纷成为中国改良或革命的先锋，活跃在各个领域。
    ●先进的香山人以家乡、中国、世界为舞台，开启了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孙中山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重的共和之路、革命之路，开创了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迎来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走在中山路上，从这里看到了未来理想的社会，这是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文化。

现代化之路发轫于香山

    明清之际，不断从欧洲起航的远洋船队，带着一股股崛起的新兴力量开始改变世界和中国的固有格局。在自我封闭、自我陶醉了三千多年的中国，首先感受到这新兴力量、认同这股新兴力量的就是香山。
    16 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租住澳门后，这里不仅成为西洋物质文化交流的中心，而且也是商业、政治、宗教与科技等精神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基地。西洋文化的渗透，为香山和岭南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得地利之优，香山人更是备受西洋文化熏染，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均比内地较早地发生了新的变化。
    西方文明对香山的影响是深远的、全方位的。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经过欧风美雨滋润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香山人，纷纷成为中国改良或革命的先锋，活跃在各个领域。
    先进的香山人以家乡、中国、世界为舞台，开启了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历史上两次 “经济特区”在香山流产

    踏入20世纪，中国最早的两次“经济特区”都在香山流产。一次是在1909年，在郑观应为挽救国运提出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思想影响下，归国华侨伍于政、秀才王诜和澳门华商总会商议，打算在香山与澳门之间的香洲设一个免税60年的“无税商埠”。1909年4月23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特区”破土动工。因为有“60年无税”做号召，迅速引来了一大批侨商和华资。宣统皇帝虽然下诏承认香洲为“钦定自由港”，但管理章程始终没有出台，“免税”成空谈，导致侨商纷纷撤资。
    第二次是在唐绍仪的推动下，又一轮在中山建设无税自由尝试开始了，他把建港的地址选在了唐家湾，在此建港，既是唐绍仪个人的梦想，也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1931年12月，唐绍仪代表中山县与荷兰一家治港公司签订测量中山港第一期工程合约，如果此工程完成后，巨轮可直接进出中山港，直达外洋，与香港争贸易之利。斯时，他还在中山大力倡办实业。一切计划皆在1934 年中山县兵变唐绍仪去职而告终。

从中山路看到了未来理想的社会

    孙中山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重的共和之路、革命之路，开创了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始终将以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为己任，迎来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如今的中山人传承着一种文化——以人为本，尊重生命。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就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发展基础。和谐、宁静、幸福地走在中山路上，从这里看到了未来理想的社会，这是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文化。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7-26 记者 杨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