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五十八）

    10月31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召集军政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孙中山尽快北上，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共商统一建国方略；同时，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力争攻下赣、湘两省，并全力肃清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残余势力。
    第二天，孙中山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的合作问题。11月10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出《北上宣言》，除重申反帝反军阀的立场，强调三民主义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纲领之外，还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党对处理时局问题的主张。
    11月13日，孙中山离粤北上，随行的有宋庆龄、汪精卫等十多人。17日抵达上海，22日，孙中山偕宋庆龄、戴季陶等随行人员搭上日轮上海丸前往日本。
    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等人经过协商之后，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代行政府职权。这个选择立刻受到了各省直系军阀的一致拥护（逃往武汉的吴佩孚除外）。
    段祺瑞受到推举后，本来打算留在天津与孙中山见面后再往北京就职。但是吴佩孚突然在武汉发出组织“护宪军政府”的通电，使局势顿时又变得复杂起来。冯玉祥、张作霖催促段祺瑞迅速成立新政府以定人心。段祺瑞又见孙中山久等不来，便于22日提前赴京。于是，历史就出现了这样的巧合，同在22日这一天，段祺瑞去了北京，孙中山去了日本；又同在24日这一天，段祺瑞在北京陆军部宣誓就职，孙中山刚好抵达日本神户。
    在日本盘桓数日之后，12月4日中午，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一行终于由日本神户乘北岭丸抵达天津法租界利昌（一说美昌）码头。
    孙中山抵达天津后，先到临时行馆张园稍事休息。当天下午即带领汪精卫、孙科、黄昌谷、李烈钧等十几名随员赴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
    孙中山回到张园行馆后，便觉身体不适。经德国医生施密特诊断，认为连日旅途劳顿，外感风寒，需要静养。孙中山因此决定在天津休息数日，待病情好转后再择日进京。
    段祺瑞到北京主政后，首先公布了《临时政府组织条例》，根据这个条例，临时执政实际上把总统和总理两个要职一肩挑了。11月25日，段祺瑞任命外交、内务、财政、陆军等各部总长。
    从表面上看，段祺瑞似乎同意召集国民会议了。但是，国民会议组织法由把持善后会议的军阀、官僚及其代理人包办拟定，显然是想将广大民众的代表继续排斥在国家决策层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段祺瑞由此掌握了会议的主导权，使率先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主张的孙中山失去了领导位置。孙中山则明确表示：“除主持国民会议外，决不参加任何会议。”
    由于孙中山只愿“主持”国民会议，所以在《善后会议条例》出台的第二天，国民党方面发出通电表示反对，并在共产党的大力帮助下在全国掀起了推动召开国民会议的热潮，各地还纷纷成立了“国民会议促进会”。
    12月27日，段祺瑞致电孙中山，“促驾”入京。30日，段祺瑞不顾各界人民反对，通电宣布次年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
    孙中山自月初发病以来，经多次诊治，情况始终未见好转。这时他已在天津耽搁近一个月，继续下去大概会贻误治疗良机，医生与随行人员劝孙中山早日进京就医。
    1924年12月31日下午4时许，在昼短夜长的北方冬季里，差不多就是日薄西山的黄昏时分了。一列从天津开来的专列在万众瞩目中驶进北京前门火车站。在寒风中伫立已久的欢迎人群立刻沸腾了，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及汪精卫等随行人员缓步走下列车。北京政府全体阁员、警察总监、警备司令、国民军驻京官兵、各大学校长、各团体约十万人列队相迎。一位当时身在现场的大学生这样回忆道：
    尽管那天天气不好，大约有十万人聚集到前门火车站欢迎孙博士。当孙博士走出专车时，国立北京艺术学院的乐队奏起了中国乐曲。成千上万的人为即将看到他的风采和听到他的教诲而纵情欢呼。可是孙博士重病在身，他只是向欢呼的人群点头示意，就乘上小汽车径直驶向北京饭店。（转引自《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李辉著，第38页）
    只是 “向欢呼的人群点头示意”，显然让热情的群众感到有些失望。当时，大概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已经漂泊了一生的孙中山，今天所来到的竟是他生命的终点站。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7-28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