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故居
孙中山
文物典藏
学术研究
社会教育
旅游服务
扫一扫,关注公众号
孙中山到北京之后，寓居北京饭店，经德、美两国医生精心诊治再加上数日静养，体温略趋稳定。不过，北京的政局变化却让他心焦如焚，无法释怀。段祺瑞虽然对他殷勤有礼，看上去推崇备至，可在善后会议问题上依然态度强硬，毫不退让。
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致电段祺瑞，提出国民党参加善后会议的两个条件：一是要求增加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的代表；二是此次会议所讨论的军制、财政等诸项议题，其最后决定权应该交给国民会议。
1月29日，段祺瑞给孙中山回电，认为可以在善后会议所设的专门委员会里聘请各省议会议长、教育会长、农会会长、商会会长作为专门委员。这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个让步，可是事实上善后会议的专门委员只能列席会议，没有表决权。这个答复，让孙中山感到很不满意。
1月30日，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国民党已经做出了最大让步。
善后会议原计划2月1日开幕，由于各省代表还没有到齐，推迟到13日才召开第一次会议。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反对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宣言》，号召各“人民团体自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从此，孙中山代表的广州革命政府与段祺瑞代表的皖系、张作霖代表的奉系曾经结成的所谓“反直三角同盟”彻底解体。南北分立的局面，仍然未见改观。
在善后会议筹备及举行期间，孙中山的病情起伏变化，时好时坏。1月26日，孙中山在夫人宋庆龄劝说下，同意入住协和医院接受手术。
整个手术只用了二十分钟就结束了。主刀的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将孙中山的腹壁切开后，在场的专家们仅凭肉眼便可确定孙中山已经到了肝癌晚期，再无法割除了。
2月初，医疗专家组经过反复考虑，向孙中山如实通报了诊断结果，并提出使用镭锭照射的治疗方案。孙中山“决计与病魔抵抗，继续接受镭治”。经过两个疗程之后，仍然不见效果。2月17日，协和医院再次以实情相告，医生已经竭尽全力，孙中山的疾病实在已经无法医治。第二天，孙中山离开协和医院。
3月11日，医生宣告病危，汪精卫当即召集家属及在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一同来到孙中山病榻前。这一天，孙中山似乎格外清醒，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他在两份遗嘱上都写上了 “孙文三月十一日补签”这几个字，当时在场的政治委员和遗嘱起草人汪精卫也都一一签字作证。随后，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送上一份由他和鲍罗庭起草的致苏俄遗书英文稿，由宋子文读给孙中山听。遗书首先表达了对苏联的敬意，愿国民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与苏联“合力共作”，同时希望苏联政府“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共进，以取得胜利”。这份体现了孙中山联俄思想的文件，最终也由孙中山签字。
1925年3月12 日上午 9时30分，孙中山，一生执着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伟人永远离开了中国，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用四十年的革命经历，为中国留下了《革命方略》、《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直至临终之前，他还谆谆告诫同志：“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
无论怎样，孙中山都不容置疑地改写了中国历史，并且为它的未来拟定了前进的方向，那就是一条又一条的“中山路”！
孙中山的一生是成功的，也是壮志未酬的。他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与磨难之后，终于推翻满清专制王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践了“孙文学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有志竟成”。可是，他希望“实行国际共同开发中国之丰富资源，发展中国之实业”的“实业计划”，也就是《建国方略》的第二步，却作为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留给了后人。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也没有给他实现这个一连串雄伟“计划”的机会和条件。尽管如此，他仍然以其超前性的行为与思想，描绘了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最初蓝图。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7-29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