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六十六）

    长期以来，“南京十年”曾被看做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全盛时期，并认为资产阶级是这个政权的支持者和受益者。现在，这种观点则不断被修正和否定，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这其实是个误会。1927年以后的蒋介石虽然镇压了他昔日的盟友共产党，却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事实上，他所建立的也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更接近于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对此，《剑桥中华民国史》予以如此概括：
    自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政治主动权，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又得到了加强，但却被1927年后重新建立的极端权力和权威政府剥夺了。这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政府，其目标更具有野心，成功地取消了19世纪商人阶级获得受惠的社会自治权。（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795页）
    从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南京政权的建立，本质上是一次官僚政治卷土重来的历史倒退。因为蒋介石政府所关心的，仅仅是“从政治上削弱城市绅商，并从经济的现代化部门牟利”。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未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始终在权力的边缘徘徊，始终受到官僚政客以及军事强人的欺骗与敲诈。
    南京政府正式成立之前，努力向资产阶级示好。获得大多数商团的支持，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的。那时，上海商团曾经与蒋介石有过一次短暂的合作。他们为了抵制共产党工会成立的上海临时政府，曾经资助蒋介石三百万元，使他能纠集青帮分子发动“四·一二”政变，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双方本来是合作关系，可蒋介石得势之后，与资产阶级马上就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一方。“四·一二”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又向商人勒索七百万元，强行借贷三千万元。蒋介石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就和任何地方商会领袖被军阀勒索时一样，上海的资产阶级对此也是一筹莫展，只有唯唯诺诺，任其欺凌。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政府的建立，只是使这种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勒索合法化、制度化了。由于蒋介石把武力统一中国看成头等大事，内战不止，军费开支庞大，于是，民族资产阶级就成了这个政权搜刮的当然对象。而整个国民经济，也呈现一种畸形状态：
    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在1928年—1937年（不可能泄露政府军事费用的总数），年支出的40%—48%用于军事目的。军事拨款加上公债和赔款的还本付息——大多数借款出于军事需要，占据每年总支出的67%－85%。……公共工程的拨款数量极少，而福利的支出几乎没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12页）
    无休无止的内战耗费着这个国家的财富，也伤害了这个民族的元气。1937年，日本借机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又被战火与苦难淹没了。战争期间，范旭东、郭乐等民族实业家更是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日本军舰已经开进天津塘沽。范旭东专程赶赴南京，苦劝蒋介石停止内战，组织抗战，却毫无结果。他见华北危局已经不可挽回，便急电坐镇天津总部的公司人事总监李烛尘，让他拆毁机器设备，退出工厂，准备南迁。李烛尘根据范旭东的指示，把永利碱厂的主要设备、精密仪器全部拆除。当年8月底，李烛尘开始安排碱厂职工携带这些设备、仪器和图纸分批乘船南下，经香港再转道武汉和长沙，陆续转移入川。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8-11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