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故居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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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琛、张澜、高岗，以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五十六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集体从中南海出发，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这个开天辟地的盛会。伴随着他们矫健的步伐，中华民族从此迈入了新的历史纪元。
开国大典从下午3时正式开始，到姹紫嫣红的礼花映亮了夜空的晚间时分方才结束。
许多年来，中国爱国进步人士早就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革命，并不是唯一的救国途径。与革命并行的，还有必不可少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因此，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并重的思想才受到人们普遍赞同；因此，张謇、卢作孚这样的民族实业家才会赢得人们的普遍尊敬。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曾说，中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四个人，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纺织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和以民主人士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以民族企业家为代表的经济精英，本来应该结成共同建设国家的合作同盟。可是，一场战争，使执政党原本就根深蒂固的阶级意识得到无限强化，与它的合作伙伴瞬间反目成仇。
随着战事延续，军费开支剧增，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日益感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1951年下半年，正当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兴起之际，以李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贪腐大案也浮出水面。一批打天下，坐江山的共产党人，蜕化成了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国家蛀虫。
战争引发了财政问题，财政问题又被转化成了政治问题、阶级问题，这个国家刚刚建立就陷入了自我构置的 “斗争”怪圈。
这种斗争的代价是巨大的，也是令人无限惋惜的，正如学者张鸣在 《卢作孚之死》一文中所分析的：
跟张謇相比，卢作孚只能算自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不过，他却是第二代中的翘楚。
……
卢作孚以一条百吨的小货轮起家，十几年就发展成为拥有几百艘轮船的航运业巨头，民生公司的客船，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尘不染，服务生彬彬有礼，一副学生模样，客人上船，无论贵贱，一律有舱位，有水喝，但是却没有其他客运船上常见的黄、赌、毒。民生一出，当时横行于中国江河湖海的外国公司太古、怡和、大阪，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都为之黯然失色。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大量的军队、人员、武器、设备、物资以及工厂机关必须撤退转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问题在于，以民生公司的运力，搬运这些人员和物资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枯水断航期40天之后就要来临，更何况，凶残的日军正挥师西进，而他们的轰炸机已经在长江航线上实施轰炸。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船长们、水手们是在频繁响起的、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中，在敌机的狂轰滥炸和疯狂扫射中，像蚂蚁搬骨头一样，把堆积如山的物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从长江中下游搬运到上游地区的。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轮船被炸沉，人员伤亡惨重，但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构建了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钢铁航线 。 （徐友渔：《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
这次撤退，后来被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 “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而民族实业家卢作孚的坚忍不拔、大智大勇，则更加彰显了中国人民在抗御外敌入侵时坚决不屈的伟大精神。
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一生的知识分子，却在 “三反五反”这场政治运动中自杀了。
自1949 年到1952年，执政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态度是“利用、限制”政策。毛泽东曾经说，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 “节制资本”。到1953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全国的私营业主就彻底失去了存在意义，统统成了 “改造”对象。
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8-16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