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七十四）

一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知识分子重新获得尊重，右派摘掉了沉重的政治帽子，资本家、地主富农不再受到非人的歧视……所有人都卸下了背负已久的精神包袱，渐渐挺起了腰杆。中国人，获得了一次真正的解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宽容，如此具有创造力，如此让人信心怀满、憧憬无限的时代。思想的闸门打开了，人类的灵性解放了，一切“不能”都成为“可能”，一切禁区都有待突破。全社会终于丢掉了整齐划一的面具，变得五彩斑斓了。
    伤痕文学、朦胧诗、新潮美术、轻音乐，以及披肩发、蛤蟆镜、喇叭裤、高跟鞋，从文艺到生活，新思想、新潮流全面涤荡着陈腐僵化的一切。
    人的主体意识最初觉醒的标志，就是要求摆脱权威的控制，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
    穷则思变，变则通。在农村，这种求变的大胆行动首先从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开始。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二十名饥饿的农民代表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勇气，秘密立下了一纸契约：分田到户。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村政策的两个重要文件允许包产到组，但仍然维持着毛泽东定下的铁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正因如此，那份由农民自主签订的契约才具有了惊天动地的突破性意义，现在，它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珍贵文物，已经被国家博物馆所收藏。而这二十位农民以身家性命为代价，大胆改变农村经济体制的壮举，也成了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进程时无法忽视的一页。
    在城市，首先对旧的经济体系发起群体性冲击的是一千七百万返城知青。自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以后，绝大多数城镇中学毕业生只有一条出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批远离家乡的年轻人开始躁动不安了，并且很快就形成了一股最具爆炸力的冲击波。知青问题不仅和无数个城镇家庭的正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涉及到了一代中国青年人的集体命运。
    他们是曾经满怀革命理想的一代，现在却沦落成了城市的新游民。他们的理想与沦落，豪迈与悲情，激进与反思曾经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一个早期分支，孕育了抒写一代人命运的“知青文学”。同时，这批数量众多的新游民，又在计划经济体制坚硬而陈腐的躯体上撕开了第一个口子。
    为解决城镇中这十分之一人口的就业问题，当局只好允许他们“自谋职业”。“自谋职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国营体制之外的个体劳动者，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个体经济或者私营经济。经历了“文革”十年的阶级斗争，经历了对资产阶级的赶尽杀绝，经历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全民批判，私营经济就这样渐渐复活了，它迅速焕发出了远远超乎人们想像的生命力。
    1979年是以个体户为代表的私营经济初步觉醒的一年，到当年年底，全国个体户即发展到三十一万人，比上年的十四万人增长了一倍多。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私营企业家恰恰是曾经担任过北京市街道干部的尹盛喜。
    作为一名街道干部，他最了解待业知青的困境，也最了解当时在城里找一份正式工作的难度。求人不如求己，他不顾社会的嘲讽与亲朋的不解，毅然放弃国家干部的官方身份和让人羡慕的“铁饭碗”，领着几个待业知青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
    在新中国成立近三十年之后，被消灭的私营经济虽然浴火重生了，然而，它却是在最传统、最简单、最原始的基点上重新起步的。正如尹盛喜在他的自述中说的，“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上半叶，两分钱的大碗茶几乎成了改革开放和艰苦创业的代名词。”这句话，既含有率先冲向禁区的自豪，也折射出了中国当时私营企业发展的荒唐与悲哀。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8-31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