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七十五）

二

    贫穷和落后是一对孪生子，中国的积贫积弱，始终是和落后的思想观念、落后的经济体制、落后的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78年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现代化建设”，方向确定了，目标明晰了，但是，具体到这个“工作重点”如何实现成功“转移”，当时却没有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改革，要在更高的层面上突破，中国，要寻找更新、更快的发展模式，还必须勇闯激流险滩，必须杀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迅速腾飞的“血路”。
    在几乎与世隔绝了三十年之后，在紧闭国门搞了十年对内的“阶级斗争”之后，中国人终于想要睁开眼睛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了，终于要走出自我营造的虚假幻境，进入这个真实、精彩而又异常陌生的世界了。
    当我们再次敞开国门窥望世界的时候，竟是那样失落与茫然。因为，它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的这个政治概念，超越了夜郎自大的传统认识，甚至超越了我们的想像能力。原来，我们，这群盲目而骄傲的中国人，早就被世界远远地抛在身后了。过去，我们是那样孤陋寡闻；现在，又是这样不知所措，难以适应，就是想急起直追都找不到起跑点。
    广东，这个有着光荣革命历史，有着悠久开放传统的南方省份再开风气之先。叶剑英、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等一批先后在广东工作过的领导干部，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成了“先走一步”、大胆进行改革实验的开拓者。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窗口、实验田、排头兵，就在他们的探索中诞生了。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在2008年接受一位作家采访时回忆了参与创办经济特区的难忘经历，详细披露了这个历史性决策的诞生过程：
    1979年1月8日至25日，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后，按照省委的分工，我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市，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
    我内心非常焦虑，感到我国搞了那么多年穷社会主义，将国家搞到这么穷，这么绝对化，觉得非改革开放不可。这几年，我较多地见到叶剑英元帅，他多次焦虑地对我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啊，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啊！”
    这不仅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和期望，也是国内老百姓和海外爱国同胞、港澳同胞的呼声与愿望。用什么办法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呢？我征求过许多老同志和各界人士的意见，也和从海外、从港澳回来的朋友交谈，寻找改革开放的方案。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
    ……
    3月3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
    4月1、2日，在杨尚昆同志的主持下，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
    ……
    4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他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习仲勋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听说“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称还定不下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9-02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