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984年11月，在上海市武夷路174 号门口，人们冒着冬日的阴寒排起长队，等待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小飞乐）的股票发行--从此，被称作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第一股"诞生了，它也揭开了资本市场神秘面纱。
    1986年11月14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林访华，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证章。邓小平会见他时，赠送范尔林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如今，这张"原始股"仍陈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橱窗内。
    世易时移，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已成为当今精彩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三乡桥头村，现年85 岁的郑社利老人家里，几十年来珍藏着一份岐关车路公司的股票。虽几经换股，但泛黄的票据，隐约折射出"买办"背景下老香山地区，民族商业的发展生态，以及早期股份制企业生存模型。
    三乡镇文昌路还是一条十分繁华的大街，但汽车从三乡市场附近拐进环镇路，道路开始变得狭窄，绕过桂山中学，旧时瓦房、小型的碉楼或隐或现，将行人带进另一个历史世界……
    在三乡镇圩仔居委会主任郑天伦带领下，穿过曲折的小巷，记者找到了这位85岁高龄的郑社利老人。
    一张珍藏了几十年的股票
    在一个老式柜底，郑社利老人掏出了一个用帆布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待他小心翼翼打开，一张票据模样的东西展现在记者面前。
    “公私合营广中汽车运输公司股票”，记者看到，这张股票已不是岐关车路公司股票原始股票样。在股票下方还标有 “1957年1月15日，字00544号，317.56元”等字样。股票所有者属于“郑正、安、乐”三人，是郑社利的爷爷三兄弟。
    郑社利老人说，郑安是他的爷爷，和郑正一块儿，当年从美国归来，而郑乐也在越南生活过，因此对股份制公司有着开放的态度。他还记得当时用600银元，以5元一股，入了120股。但具体是什么时候入股的，郑社利称已记不清楚。
    “这张股票是第3次换过的股票。”郑社利老人说，第一次换股是在1946年，当时抗战刚刚结束，岐关车路受到严重破坏，为重振岐关车路公司，公司以港币为基金，对原股票进行了置换，当时郑家600元股票被换成了1000元港币。
    解放后土改时，政府要没收封建财物，村里很多人都把股票捐了出来，但郑社利老人不敢，因为股票上面有他爷爷三兄弟的名字“郑正、安、乐”，有“资产阶级”嫌疑。
    1957年，岐关车路公司公私合营，岐关车路也从石岐延伸到了广州，岐关车路公司也改为广中汽车运输公司，并且又通知换股票。这次郑社利老人的1000元港币的股票，被换成了人民币300多元。股票票面记录显示，当时派了112元股息，以后每年都有派息或分红，直到1966年。
    后来一直没有派息更没有分红，股票也尘封了。前几年，郑社利老人偶然在箱底翻出了股票，便叫家人去询问才得知，在上世纪70年代相关部门已登出公告，要求股民拿股票进行换票登记，否则一律作废。虽然票面价值已经没有了，但郑社利老人把这张股票仍然珍藏着，他说，这代表一段历史。
    早期股份公司生存模型
    去年6月19日，中山第4家在A 股上市公司大洋电机，正式对外首次公开发行。据公开资料，在此次公开发行中，网上网下共冻结资金达5670.25 亿元，股东遍布全国。
    但在上世纪20年代，虽然香山地区已得风气之先，公开募股却并不容易。
    郑社利老人说，那时候大部分人持有的岐关车路股票，基本上是占地入股，主动掏出银元的很少。据史料记载，当时筑路所征得的农田，全部折作股款，共有1.8万多股，将股票发给了1800多户农户。
    当然，因占用土地而发生的“抗筑”风潮，发生过10多次，但岐关车路公司的背景显然有政府撑腰。郑社利老人说，当时中山县县长、省公路处处长的卓康成，可以说也是公开募股的实际推动者之一。
    据公开资料，岐关车路公司在募股期间，孙中山之子孙科、民国军政名将香翰屏、南方大厦的创始人蔡昌以及卓康成都有认购。因此，一时间引得华侨和港澳人士入股，至1934年，招股总额已达20.7万多股，股款总值已达103.7万多元。
    郑社利老人说，正是有这样的官商背景，当时农民“抗筑”事件很容易便得到平息。
    而事实上，股份制作为舶来品，中国近代以来的股份制公司更多还具有“买办”背景。1872年，从三乡走出去的郑观应，在上海成立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以及三乡人徐润开办的开平煤矿、郑百超的英美烟草公司等都采取了股份制，都无一例外与官僚，甚至与当时殖民势力有着密切关系……
    但股份制本身却是成功的，它集中了社会广泛的资源来解决普通人乃至地方政府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据了解，当时整个中山县的整个地方建设基金不足两万元，即便全部花在筑路项目上，也是杯水车薪。
    郑社利老人回忆说，岐关车路修通后，当年中山县九个区大部分都受惠，虽然当时的车都还是用木柴来烧蒸汽炉，但从石岐到拱北的时间也缩短了大半。
    而且，早期股份制公司将西方古老的信托责任也继承了下来，让投资者能够感受到企业管理层在维护他们的利益。据称，当时岐关车路公司也以高息利诱投资者，但在之后，除了抗战期间（据了解，抗战期间，该公司不惜自毁车路，阻止日军。而且，按岐关车路《章程》，其中有车费折收条款，运送正式军队，照章减收半价），公司几乎都派出了红利。
    记者在郑社利老人收藏股票的派息记录中看到，除了1957年派息112元多，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近10年里，公司亦派出了超过200多元红利。
    郑社利老人说，当时花四分钱便可以买到一包好香烟，200元可算是大数目。而这种明确的信托责任，或让现在许多公众公司都会汗颜。

老照片轶闻

最早的汽车培训学校

    岐关车路，顾名思义，最初指由中山石岐至澳门关闸。完工后，岐关车路北起石岐区，南至拱北，呈“8”字型，而在这个“8”字型的节点，刚好是三乡萧家村。熟悉这段历史的郑天伦说，恰恰是在这个节点上，催生了广东省最早的汽车维修培训学校。
    史料记载，岐关车路公司于1927年7月开办后，岐关车路工程分五期进行，前四期工程筑东路，第五期工程筑西路。第二期工程，由古鹤至下栅 （今属珠海市）。第三期工程，由下栅至崖口（今属南朗镇），第四期工程，由榄边（今属南朗镇）至石岐，第五期工程，为西路工程，由萧家村（今属三乡镇）、三乡、深湾（今属板芙镇）至石岐。
    随着岐关车路的车辆变得繁忙，各种配套服务的需要随之产生，萧家村作为东西两线交接点，这里起先有了为汽车进行维修服务，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广东省最早的汽车司机培训学校。
    郑天伦说，这个学校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被取消，但在这个学校培训出来的司机却遍布珠三角。前不久，郑天伦还打听到一位90岁高龄的学员，在韶关辞世。

“抗筑”官司打到“中央”

    在三乡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上世纪20年代末，岐关车路第五期开发经三乡乌石墟段时，需在郑光后祠（如今位于三乡镇幼儿园）后开掘筑路，郑族人认为这样是拦断后路（绝后），坚决反对。
    郑天伦对这件事亦津津乐道。他说，当时郑氏后人直接找到了同盟会会员、三乡乌石村出生的郑氏后人郑妙卿，出面与岐关车路负责人陈永安打官司。
    但即便以同盟会“元老”的面子，也没有能打赢这场官司。郑天伦说，这条公路不仅得到国民党中央直接批准，而且其中，一位身份显赫的人不容忽视，那便是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席儒。
    陈席儒是著名华商、当年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分别为其写过传记的陈芳之子。史料记载，1890年，陈席儒随父返国，代理其父在香港、澳门的业务。任香港中日银行董事局主席、道格拉斯·拉泼力克斯公司总经理、粤汉铁路及歧关公路股东。
    “陈永安则是陈席儒的侄子。”郑天伦说，这一与国民政府中央有着各种纠葛关系的官司，可现当时三乡人物风流之一“斑”。
    郑天伦说，输了官司的郑妙卿，此后仅带儿子返乡过一次，之后从未返过中山。
    宋子文和郑芷湘是同窗？
    据郑社利老人回忆，岐关车路公司招股人之一郑芷湘与国民中央高层也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郑社利老人说，当时郑芷湘本人都承认，他与时任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国民政府“四大家族”居第二的宋子文，在青年时代是留法同学。
    史料记载，1924年 8月，宋子文便任中央银行行长，其后调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后又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广东省财政厅长。而宋子文在广东任财政要职期间，恰是岐关车路招股建设的最好的时期，且相关记载显示，岐关车路公司的股东中就有宋子文，占280股。这不得不让人联想重重。
    但 “官僚资本家”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 “劣迹斑斑”。郑社利老人回忆说，自己见到的郑芷湘是一位严肃，而说话却又很随和的人。那时很多老乡寻他找活干，他都爽快答应“好！好！”他是干着前人未想之事业却永葆一颗赤子之心。
    据了解，郑芷湘晚年到了美国生活，在三乡的旧居也已无人打理。在郑天伦带领下，从三乡桥头牌坊进入，绕过两条小巷便到了郑芷湘旧居。但记者并没有看到宽敞的院落，以及象征着权威与气派的石狮与大理石廊柱。
    跨过一条狭窄的廊桥，记者看到，一栋低矮的普通旧房，透过近两米高的院墙，露出几多沧桑。院前一口池塘，据说在时节里还能开出鲜艳的荷花，而院旁的几颗红棉树，已亭亭如盖，如同岐关车路一样，继续荫及后人。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