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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 年，他们作为国庆庆典革命师生代表有秩序地北上，见到了毛主席，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的一课，那时，他们都还是14 岁至17 岁的学生。他们记住的是那个充满革命理想的浪漫年代，活在美好的信仰之中的燃情岁月。
    今年9月的一天，黄凯良在翻阅旧书时，一张43年前的公交车票从书中滑落出来，那张小小的票证让他思绪万千，他决定在60周年国庆庆典时说说那一段往事，“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我想每个那天去过的人一定都很难忘。”黄凯良回忆起43年前，1966 年的国庆庆典他滔滔不绝，那一年，他和几位同志带着220 名学生到天安门观礼台前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那一天，他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声音都喊哑了。
    黄凯良当时在"石岐镇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工作，年方20岁；高照是他所带的220名学生中的一个，那时，他在石岐建筑技术学校上学，17岁。一个大孩子带着一群半大的孩子的北京之行让他们记忆一生。
    他们那次的北京之行与日后的学生大串联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行动。

一个通知让人激动万分

    1966年8月，石岐镇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接到了中央的文件，这份文件到达南方边陲小镇时一下炸开了锅--选派大中院校的一批学生代表参加国庆17周年的盛大游行活动，在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这个文件受到了高度重视，9 月初就开始做准备工作，当时上下达成了一致：这次去的都是毛主席的客人，带着全市人民的嘱托，所以是一个政治荣誉。当时，"文革"刚刚开始，秩序井然。革委会将这个工作交到了文教局，由文教局组织学校选派学生。
    文教局把这个任务下到了9所学校：石岐二中、石岐三中、红卫中学、工业技工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建筑技术学校、商业技术学校、石岐林中、卫生学校。
    高照回忆说，那时所有的人都很崇拜毛主席，每个学生都想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师生代表按10人推选1 人产生。他所在的建筑技术学校有3个班：木工班、铁工班、施工班，每个班大概有40人，也就是说学校120个人可以推选12个人出来去北京。他们的推选办法倒是非常民主的，每个班由投票产生，票数最多的就可以去。
    非常幸运，高照被选上了，他是铁工班的；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马少霞也在入选之列，那时，她在施工班。
    对于当时的情景，高照历历在目。1965年他初中毕业，那时候已经有了上山下乡的雏形，他们面临着选择，去农场或者继续念书。“要是去农场的话，意味着也是工人。”所以好多人都选择去农场，他也选择了去民众附近的“多宝农场”，还有许多人选择去“红旗农场”什么的，当时报名的学生特别多，农场也要不了那么多人，所以就在这种形势下石岐镇开办了半工半读的学校以此减缓就业压力。于是他选择了读建筑技术学校。
    “选择半工半读的学校就意味着有工作，我们通常是工作半天，读书半天，我当时就知道了我毕业后会去自来水厂工作。我们还有一些同学选择了读高中，那些读高中的就没有我们这么幸运，1967年停课后，我们就上班去了，他们几乎是百分之百地上山下乡了，这当然是后话了……”
    1966年的9月，一切不可知的未来对于他们要去北京的学生都是未来，那时候他们兴奋不已，他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神圣使命，无限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去见他老人家，大家都说不出的幸福。
    黄凯良早在1961 年就参加了工作，1966 年的他已经有许多工作经验，而且那么年轻--20岁，与学生们的年龄十分接近，组织上考虑到年纪小又有工作经验易于与学生沟通，于是派他去北京。

一次出行让人兴奋不已

    1966年9月，9 所学校选出了220人。这些人的名单批准后交由档案馆备案。
    黄凯良与石岐镇团委杨焕林准备后勤工作，印制参观标志、准备坐火车的食品；石岐镇文教局的李达源，石岐镇宣传部梁德强做组织工作。
    9月23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在出发地工人文化宫领导发表了简短讲话。
    下午4点半，加上工作人员一共是226人整装待发。他们背着被子、棉衣、军用水壶气宇轩昂地从孙文路出发，两边过道上挤满了欢送的人群，锣鼓喧天，石岐镇档案馆的工作人员郑先干拍了当时的情景，照片上黄凯良与梁德强神气地走在队伍前列，正是青春大好年华啊，信心百倍、无往不胜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可见一斑。
    他们首先要赶到石岐港客运码头，在那里搭乘轮船去广州。从晚上6点钟上船到第二天天亮时才到广州。到广州后在火车站对面的接待处休息。一直等到24日深夜，他们在广州白云路火车站登上北上的火车。
    条件十分艰苦，226 个人只分到了两节火车厢，黄凯良说有一节车厢只能载客73人，但他们挤了百余人。高照对坐车的情形也记忆深刻，他说，他们当时坐在前头几节车厢，那时的火车都是烧煤的，两天三夜的行程将他们都熏得黑乎乎的，有座位就已经不错了，很多人就是睡在座位底下的。“不过，那一点都不妨碍我们的兴奋之情，北京呀，我们想都没想过，还要见到毛主席。”
    他们在火车上唱了许多歌，“听话要听毛主席的话，唱歌要唱革命歌，戴花要戴大红花……”他们热情地歌唱，热情地展望，饿了就在停靠的小站将头伸出去憋着普通话买东西吃，“我要一秤……”卖东西的人纠正他们叫“一筐……”他们纪律严明，组织上要求他们不要打开窗户，在武汉过长江大桥时，二中一个学生忍不住打开了窗，结果受到通报批评。
    26日夜10点左右，经过两天三夜，他们终于抵达了梦中之地--北京。他们被安排在宣武区的中国戏曲学校内住宿。

一根雪条让人回味无穷

    从27日开始，部队派了几位军人前来，对226名革命师生们进行封闭式操练，为期3天，目的是准备参加国庆游行活动。
    15个人排成一排，齐步走，边走边挥动手边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个训练一直进行了3天。
    高照回忆说：“我们的操练无非就是齐步走，再就是教我们喊口号，我们都是第一次说普通话。”
    除了训练之外，学生们被要求不要到处跑。
    30日放假一天自由活动，每人发给一张外地革命师生来京临时乘车证（黄凯良一直保留着），供在京期间免费搭乘公共汽车及电车。对于高照来说，这是一件幸福的事，他记忆最深的是北京的柿子，柿子在北京大概很贱，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柿子树，又便宜。学生们吃了很多柿子，吃饭又不要钱，口渴时就去买冰棍儿，广东人叫冰棍儿为"雪条"，他们吵嚷着用普通话说"我要雪条"，北京人不懂他们说什么。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十分有趣的回忆。
    他们在戏曲学校吃的是馒头，这让戏曲学校的老师们都十分羡慕，他们在与黄凯良聊天透露说他平时都只能吃小米、窝窝头。

一次等待让人焦灼难眠

    30日，他们被要求早早地吃了饭，然后让他们晚上7 点就寝，学生们哪里睡得着觉，他们都在热情而焦灼地等待，有说不完的话，抒不完的情。
    等到10月1 日零点，全体人员起床、用餐，然后每人发了两个馒头、两个鸡蛋、两个雪梨。小刀、水壶之类的危险物品一律不准带在身边。
    清点人数后，他们开始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步行，就在他们行走的过程中，陆续看到到京的革命师生排着队朝他们的精神圣地进发，沿路都是去天安门的队伍。
    到达东长安街时，天还没亮，他们被安排在路边休息等候。
    直到早上9点，他们进入天安门。

一次接见让人永生难忘

    黄凯良记得，程序十分简单，礼炮以后，有人讲话，至于讲的什么他已经忘记了，他只记住了越南来的一个姓阮的代表，“因为那个阮代表，讲话叽叽咕咕，什么也听不懂，反倒印象深刻。”他笑着说。
    讲完话，队伍开始游行。革命师生方队走在队伍最前列，所以10点钟他们的队伍就到了观礼台。
    这时，所有的师生都变得激动万分，远远的，他们看见了毛主席，观礼台很远，大家都凭着对敬爱的毛主席的印象努力捕捉他的身影。
    “是的，我们看到了，看到他了，他挥手的姿势比较特别，一上一下的，很容易认出来。尽管离得很远，我们还是一下子认出毛主席了。我们拼命大声叫喊着‘毛主席万岁’，走到观礼台前时步子迈得特别慢，都不想走，都想多在那里呆一下，我们一整夜都没睡，又走了那么长的路，又等了那么长的时间，本来很疲乏的，这时早已经不在了，就知道呼喊‘毛主席万岁’，嗓子都喊哑了。后面还有好多人在等着见他，所以，工作人员不住地催促我们走，一直催一直催，我们边走边喊，走很远了还扭过头来喊。”黄凯良回忆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那一天的游行队伍从早上9点钟走到了下午5点，“估计毛主席后来都没有坚持站到下午去，所以，我们比较幸运，见到了他。”
    黄凯良他们在京滞留8 天，就被要求离京，他们有秩序地回到了家乡。回来时他们每人都有一个纪念品--3 个毛主席像章，两红一金。回来之后，他们被热情的人们围绕着求着要像章。
    “对于我来说，参加国庆大典游行，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页，也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我毕生难忘，是我以后搞好工作的动力。我很想念那些和我一起去过北京的人，很想联络一下他们，如果报道出来，他们看见了，能与我联络，一起怀念那些难忘的岁月。”黄凯良最后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