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专家钟晓毅在谈到“中山杯”华侨文学奖时就忍不住感叹起来:“‘中山杯’华侨文学奖为世界华文文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一件大好事。”
近日,本报记者就华侨文学的现状和走向采访了长期致力于华侨文学研究的专家钟晓毅。她将当代华侨(华文)文学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台港文学时期、90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时期、21世纪进入世界华文文学时期。
华文文学的发展状况:上世纪80年代的台港文学时期
这个时期的华文文学,钟晓毅认为主要就是港台文学。对于中国的文学史来说,台港文学在那个阶段是边缘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没形成什么大的气候,所以谈到80年代的海外文学就是台港文学。
特别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琼瑶的言情小说,席慕蓉的诗歌,三毛、林清玄的散文,柏杨、李敖的杂文,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等港台文学热,风靡整个中国内地,成为20世纪中后期华文文化一道奇异的风景。
从整体来说,钟晓毅认为,台湾文学的艺术成就高于香港文学,原因就是在于台湾文学与文化传统没有割断,而香港文学则更关注流行与通俗。
上世纪90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时期
到了90年代,华文文学的不断扩张、外延,相对于中国内地的作家而言,海外华人作家更多地出入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空间,视角越界正是他们拥有多种资源的文化生存状态的产物。其代表作有《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视角越界往往在从东方(中国) 走向西方的叙事中发生。"走"的生存现状使海外华人作家的叙事一直处于有方向的流动之中。达到高潮的以美国为主要目的地的台湾留学潮流,到90年代蔚成大观的流向欧美、澳洲的大陆移民浪潮,许多人"在走的时候就抱着一去不返的心理"。
暂且不论这种 "一去不返"中的历史悲凉,它使作家对叙事话语权的追求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取得在西方艺术世界的叙事话语权。所以,作家们开始摆脱单纯的苦难写实和异域炫奇,努力进人文学的形而上层面。
21世纪进入世界华文文学时期
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交流的深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也因为其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显学。
这个时期的华人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态,第一代华人作家用华文写作,而在海外成长起来的第二、三代大部分用非华文写作,这使华文文学的内涵外延,这部分写作的人称为华人文学。华人作家的文学成就很高,如严歌苓、朱天文、朱天心等作家的作品多次获大奖并被改编成电影剧本,并为许多海内外华人所熟识。
“中山杯”华侨文学奖对于华人的意义
钟晓毅长期从事华文文学的研究,并且还与许多华人作家有过交往,她说:“我在海外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的写作状况实在是很艰苦,他们的华文创作根本没有自己展现的平台。”
海外华人的文学与大陆文学有着不一样的审美表达,与中国传统文化既是融合的,又是独特的,由于他们身处异乡,文化的冲突,有着与本土文化不同的表达,在人性开掘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他们普遍都有一种乡愁情结,比如洛夫的早期作品虽然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很大,但年纪大了之后,乡愁进入了他的诗歌,漂木就是乡愁的最有力的意象表达。
“‘中山杯’华侨文学奖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平台,这个奖项无疑对于海外华人来说是一剂治疗乡愁的良药。我希望这个奖项一直设下去,肯定地说,它一定会成为一张很好的名片!对于海外华人创作来说是福音。”
海外华文文学也在寻求中华文学的认同
钟晓毅在谈到中国文学史时说,在很长一段时间,海外华人文学只是中国现当文学史的一个附庸,人们在谈论文学时很少将他们独立出来谈论,直到现在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从前,我们对于海外华人作家了解得很少。
海外华人作家也在寻求中华文学的认同,比如张翎的《金山》(“中山杯”华侨文学的参赛作品),小说从清末华工方得法远赴加拿大淘金修铁路讲起,详细地描绘了方家四代人在异国他乡的悲苦的奋斗历程,以及他们与故土广东亲人的悲欢离合。并以此回眸中国文化,有着强烈的落叶归根的思想。他们也在寻求中华文化对他们的认同。
而“中山杯”华侨文学奖作为中国第一个面向全世界华人作家的一个奖项,无疑,也是海外华人作家寻求中华文化认同的桥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开设这个大奖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有魅力、有能力、有魄力。”钟晓毅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来源:中山日报 2009-10-25 记者:杨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