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方言不同,即便同是中国人,也可能具有不同的书写习惯。虽然都是以汉字为基础,但有的语言群,如粤语、吴语、闽南语等,在漫长的历史中累计了一套汉字文本。
在明朝甚至更早时,粤语地区一些地方已开始应用一套汉字文本来表达地方的语言,外地人来到广东,对当地人喜欢写些他们看不懂的俗字感到不解。但广东士大夫却认为此现象非广东独有,只是后来研究这种音韵的学问荒废了。正如乾隆《番禺县志》云:“然方言俗字,大江南北亦同之,不独粤中为然,大抵音本有古字……”广东人改动汉字以表达粤音的现象也很早被外国人注意到。即便今天,中山人仍经常可从港澳媒体上看到用中文汉字书写的粤语方言。
这些有趣的方言俗字让我们不由好奇,广东人为何要写这些俗字,他们是怎样写的,写了之后又有何后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程美宝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记者:关于广东文化,知识分子定义的文化与老百姓的定义有何不同,两者哪个更贴近真实?
程美宝:什么是文化,多是读书人的观点,识字不多的老百姓不会说文化是什么,与其说是读书人和老百姓的差别,不如说是后来研究者多依赖文献资料去探讨历史,所以我们要明白自己的局限。
文化观不是文化本身,它只是通过文字表达出的对文化的看法,文化可以在更多物质载体上体现,研究者需从实质的东西着手,语言是其中一方面,还有饮食、建筑等其他方面。
记者:听说你对粤菜也很有研究兴趣,广东人对饮食特别讲究,不知你的研究方向又是什么?
程美宝:目前仍在初步研究。当我们和外省人接触时发现,他们对广东菜感到很惊奇,我在一些文献中了解到十八、十九世纪广东十三行的商人在招待外宾时所设的家宴,他们会考虑到外国朋友的习惯对菜肴加以调整,怎么吃,吃什么,我推测,我们粤菜今天的一些比较西式的上菜方式或烹调方式,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另一方面,这些来中国经商的洋商的中国仆人也要学会西餐的烹调。这两群中国人,一是有钱的中国商人,一是卑微的中国仆人,懂得如何在饮食上与西方人打交道。这些生活习惯可能已经影响到今天的生活。但这些资料很难在中国读书人的文献中发现,对此,我非常仰赖于外文资料。
记者:的确,很多当时的民俗多在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或探险家的文字与照片中得以记录。
程美宝:我们的官样文章与文人创作中的记录与外国人的记录目的很不同。虽然我们偶然也有一些关注民生的作品,如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很难得地记录了人们如何吃鱼生的过程。这类文人可能也会与外国人打交道,但不会将其记录至自己的文章中,这在当时不是件值得炫耀的事。
记者:说到饮食,它可能成为一种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我认识的许多外国朋友都是从“饮茶”了解广东文化,“点心”已经进入英语词汇中。
程美宝:所以我们说,听觉、视觉、味觉的历史,非常实在地表现人的感觉,它们在这几百年来也在不断演变中,是对地方文化认同的很实在的体现。与通过文献了解文人的想法不同,你通过此去明白广东人如何生活,他们对生活的选择是什么。
记者:外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比我们强?
程美宝:是,过去,国外在生活文化史上的研究成果比我们更多。我们现在才刚起步,但做得还不够实在,这类研究需要更多的文献考证,而此类资料非常零散,你需要全面地搜集资料。
记者:听说你是中山南朗人,不知有无特别研究过中山本土文化的特色?
程美宝:20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便经常回家乡,小时候便有了模糊的认识,近年来又做历史研究,目前我还和别人合作,帮中山博物馆做一些历史调查。暑假期间,我们和二十多学生下来做田野调查。
无论从研究还是生活的角度,我都很喜欢中山,它呈现出多样的历史,既有山,又有水,既有水上人家的生活,又有渔民上岸后成为陆上人,还有人们渐渐定居后,建立大规模文化部落的过程,这些与地理演变同步。中山从前是个小岛,经过几百年后因自然和人为的作用成为陆地,人文历史也逐渐改变,无论是图书馆,还是在乡下,和老人家聊天,都让我们发现许多有趣的资料。
在珠三角地区,中山的文化发展方面比较突出。虽然因最早改革开放,拆掉了一些旧物,但幸好有华侨,他们很早便回来建设家乡,其声音在保护文化上也有一些作用,此外还有一群偷渡客。除了最极端那几年,中山与外界的联系并没有断裂,这里的人接受外界新事物比其他地方要快许多。
记者:你说到联系无中断,另一方面是,这些走出去的人对乡土的记忆可能比我们更加鲜活,乡土的文化可能在外界被真空保存。
程美宝:是,我很多家人移民国外,在三藩市的中国城,我听到的都是南朗话,还有些杂货铺卖的东西,乡土得我们在乡下都买不到,更不用说同乡会,周围都是他们的招牌。在本土丧失的东西,在国外可能被保存得很好。研究中山等珠三角地区的历史一定要走出去,很多资料都在外面,比如,我在三藩市图书馆曾经看到粤商为广东戏班在外国演戏正式建立的戏院,负责建设的六大同乡会中,中山人是一个重要群体。
来源:中山商报 2009-11-08 记者:廖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