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上午，在上海社科院楼顶小会议室，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等专家与本报人员交流中山人在上海情况。
 
    熊月之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兼历史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张秀莉 博士，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马学强 博士， 研究员，上海城市史研究室主任，长三角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高俊 博士，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葛涛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宋钻友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核心提示

    在上海世博会大幕即将启动之际，作为中山人参与世博的一项重大活动——《中山人在上海》的大型系列报道活动已然启动。为更好的探寻近代以来中山人在上海留下的辉煌足迹，厘清中山与上海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亲近的血缘关系，并追寻这一代香山风流在沪上这块沃土上创下辉煌成绩的文化根底，近日，本报报业集团管委会委员、执行副总编辑郑万里带领记者，到上海进行探访，并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人员进行了座谈。

熊月之：中西交汇点上的香山名流

    香山名流在上海的开埠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传奇，为什么上海开埠后，香山人能在这一舞台上施展拳脚？
    以前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这一历史问题或历史现象的研究，很多时候囿于香山与上海这一历史地理范围，并且着重关注对大历史背景的研究，割裂了这一人群的整体动向。而从国内进一步的史料研究发现，早期随着上海开埠而来的香山人群，在之后汉口、天津等国内开埠城市，都有他们深刻的足印。
    这也让史学研究者不得不对这群人做出重新的认知：他们站在了中西结汇点上，中国哪里有中西结汇点，哪里便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这样的现象，应该得到解释。此前的史学观点认为，中西文化的冲击导致了开埠港口以及这群人的经济生活较早的迈出了比其他内陆城市更为现代化的步伐，但这种步伐是被动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在被国外文化冲击的情况下，被动地去适应洋人的商业文化。
    但随着对在上海的香山人的研究看来，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真实。大多香山人是从香港和澳门走出来的，但香港和澳门以及传统的香山地区，在传统上是受到了深刻的儒家文化的影响的，因此，香山人在走出大香山之前，传统的儒家文化根深蒂固。从对这群人的研究看来，从传统的儒家文化最先受到冲击的地区走出来，恰恰并没有失去传统文化的根底。
    反过来，从这群人的足迹看来，在文化交流的前沿，传统的儒家文化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 “适应主义”色彩，在传统文化被冲击的较大的地区，产生了一种“文化回流”现象，在这一交汇地区中西两种文化产生了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共美、天下大同”的现象。
    从这一点上说，香山人在上海的发展，看起来是上海与香山（中山）两个地方之间的两个点之间的一种对接，而事实上是香山人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的一种自我发展，这种时代交流走到哪里，香山人便走到了哪里。

张秀莉：香山买办具有自己的特质

    近两年，在对香山买办这一块的研究中发现：在中西方经济交往和文化传播过程中，买办的中介角色不仅是有代表性的，而且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尽管这种接触的结局并非令人愉快，买办凭借自己的财富和专门知识，成为一种新式商人，在近代中国起了重大作用。
    香山买办作为买办中很重要的一支，具有自己的特质：
    第一，由于得风气之先，所以具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鸦片战争后，香山买办异军突起，被炮火洞开了大门之后，香山买办散布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在中外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贡献良多，而且许多行业都是具有开创性的，诸如徐润开办的中国第一家内衣生产厂，还具有自己的品牌。他们认为中国要强大就要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这种开放的观念、现代化观念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其思想内核即：吸收开放的思想、观念，中国要发展工商，振兴中华，走向现代化。
    第二，推动了近代化过程。在当时中国人不愿意跟外国人做生意的情况下，香山买办成为中外贸易与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人，以开放、理性、积极主动的态度去面对西方文化，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物物交流影响了中国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价值结构、管理经验、投资意识、管理制度、消费观念、文明生活、科学技术及价值观念等。
    第三，在上海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与江浙买办不同的是，香山买办到上海的时间比较早，他们从做学徒开始，有的是从国外归来后在上海拓展自己的事业，在商业中显示出奇特的才华，推动了上海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

马学强：香山买办的国内外网络群

    对香山人以及香山买办的关注，目前已经从背景研究，开始转向这一群人的网络关系、个体的研究。其焦点便是两大关键词：漂洋过海与翻山越岭。
    所谓“漂洋过海”，即是香山人在眼界被打开后，由香港、澳门辗转国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海外人际网络；而“翻山越岭”则是在上海这样的中西交汇点上，香山买办率先在这块土地形成国内新的商业氛围，并吸引了徽商、晋商翻山越岭，走出原有的商业领域，与香山买办形成另一个人际网络。
    这其中之一的国内网络关系，目前已见脉络。首先，香山买办的足迹遍布清末开埠城市，这些人与国内的大商人又形成了新的商业网络群体，并与晚清洋务派的官员有着不少联系，这种交流，催生了一些买办资产阶级向民族资产阶级的转变；另一个网络群的研究，则需要在街区去寻找，目前在上海的一些街区，15%是广东人，而绝大部分是中山人。孙中山位于上海的故居 （现香山路7号）一带，便是当时中山人的聚居地方。这种对于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研究，可以找到新的聚焦点，这种聚焦可以进一步研究中西文化，乃至中国南北文化交流的一些细节，并发现这一群人与香港、澳门以及国外的联系。

高俊：“四大”公司在上海讲述商业规则

    先施、永安、新新、大新，上海的“四大”百货公司，是中山人在上海舞台上留下的一抹最亮的色彩，而这四大公司除了它们曾经带来的商业辉煌，其中令人忽略的则是，它们在上海这块土地上讲述一种现代的商业规则。
    以永安公司为例。不仅当初郭氏的永安公司选择地址上是煞费苦心，最终决定永安大楼坐南朝北，就造在先施公司的对面。（这种选择，拿现在麦当劳与肯德基的布点模式看，是相当有趣的。）
    永安布点南京路后，即刻开始了现代的商业宣传，“永安公司开幕预告”在《申报》上连续刊登了长达半个月，先进的策划为永安公司带来了市民们的踊跃购买盛况。同时，永安等“四大“公司都以“顾客永远是对的”为信条，并重视销售国货，对商业氛围的塑造，“四大”公司在上海功不可没。
    最为关键的，以“四大”公司为代表的中山商人，在上海的商业活动中，讲述一种现代的商业规则，并在与西方的 “商战”中予以应用。这种商业规则在国内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一种群体性的规则，这也是为何近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世界的商战中屡屡失败的又一原因。从这一角度去看，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以一位经营者的姿态，将自己经营活动中遇到的商业困惑，讲述给世人。

葛涛：“四大”公司与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

    先前我做得比较多的影像、留声机等与上海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些生活记忆。近些日子我承担了研究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课题，我做的就是先施公司。我研究的先施公司也是从生活的细节着手。
    “四大”公司对上海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一课题事实上在以前是被人忽略的。而从当前的历史角度看来，上海人喜欢逛商店，在“四大”进入上海前，是不可能的。而“四大”虽然不是最早进入上海的百货商店，但“四大”的进入，的确使得上海逛商店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此前，英国人在上海外滩一代仍开有商店，但这些商店要么是奢侈品，要么没有多大的规模，但“四大”的进驻，则改变了这样的格局。“四大”公司不仅重视国货、具有大型的场所，而且，“四大”公司里面都有自己的娱乐场所，具有吃、玩、购的多重功能，诸如大新、新新的歌舞厅，对于当时上海的名媛名伶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亮相机会。而永安公司，还发行自己的小报，专门引导市民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四大”公司可谓为上海各种阶层建立起了新的公共生活网络，推动上海人“消费革命”的质变，消费模式由雅转俗，消费主体则由臣民变为市民。
    但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上海文化现象中，香山乃至广东文化与上海的一些文化特质是有一些距离的，目前被上海奉为经典的越剧、评弹、昆曲等文化艺术表现方式，都是外来品，但这些都与广东话或者广东文化没有关系，而且目前上海“火得不行”的被称为“滑稽戏”的草根文艺，也吸取了上海外来文化的多种表达样式，但唯独没有广东文化的一些影子在里面。

宋钻友：香山人在上海可研究的潜力无限

    这几年，我研究广东人在上海比较多，而在上海的广东人尤其以香山人居多。2007年出版了一本 《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此书系统而比较全面地梳理了一百多年间广东人移居上海的历程、规模，研究其人口来源、在上海的空间分布、同乡组织、区域特点，展示其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对于金融、商业方面着墨尤多。而且书中关于广东同乡组织的运作特点、不同县级同乡组织的联系与区别、广东人的宗教与信仰、粤商的商业伦理、旅沪广东人与原籍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这本书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最近，我们大致对3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香山人做了一次梳理，发现仅是在上海经商的香山人进入了名录的就有一千多人，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一位美国汉学家，在做了半辈子学问之后，突然转而研究华侨史，从20年代的全球化脉动入手，研究这一变化对中国人的影响，而他的研究方式则是从一个个的海外华人开始，因此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做得更细致，掌握更多的史料，这样研究工作就会更为细致地进入实质。 

来源：中山日报 2009-12-27 记者：陈恒才、杨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