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发昌机器厂1866年由香山人方举赞、孙英德创立，当时外国人称他们“发昌先生”，盛极一时，但他们的厂并没有逃脱其固有的宿命--政府不但不鼓励，反而压制。与其同期竞争的外国企业不仅有条约保护、税费优惠。民族资本家处于如此不平等的竞争中，难以与其抗衡。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双重挤压下，“发昌先生”的梦像昙花一样很快就凋谢了。
    1835年，15 岁的南方少年方举赞混迹在香山人的船上来到上海，他从故乡香山左埗头出发，此去的目的是谋生，他将要和一个维系了他一生的一个职业 “铁匠”结下不解之缘，并与其纠结一生，在此之前，他的许多伙伴都与他一样浪迹天涯，如果他不出门远行，等待他的命运就是当渔民，或者守着一份薄田根本难以继日。选择当一个铁匠起码可以呆在家里“叮叮当当”地过完一生，而当渔民显得更艰辛一些。也许，这个原因，他选择“打铁”这个看上去似乎更有前途的职业。
    当他混迹在香山人的船上经过数天的航行到达沪上时，他没想到就是此举让他以后成为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家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100多年后的2010年，我们这些来自方举赞故乡的人，站发昌厂的旧址——上海东大名路南端上海远洋运输公司面前，已找不到当日的任何踪迹，凭着地理位置的标识，以及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所题之字 “远洋大厦”几个大字判断出了当年发昌厂的地址。虽然物是人非，但我们可以从规模宏大的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的面前触摸到那些远去的印迹，任何事件都不是无事生非出现，它们有着历史发展的必然。

人生起步小铁匠跑单帮

    方举赞到上海的时候，上海还没有开埠，没有后来的五花八门的“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罗克式”、“古典主义式”等建筑。沪上大部分地方也是芦苇遍野、人迹罕至的沼泽沮洳之地，但与故乡香山比较起来，这里可算是居家过日子的好地方。
    据明《永乐大典》记载：“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入清以后，清政府的“海禁”使得沿海土地大量抛荒。后随着康熙二十三年开禁，至嘉庆、道光年间，近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和田地都得到了恢复。嘉庆二十四年，全县有田地125.37万亩，人口增至9.5万户，43万人，与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同列为大县。人口密度高是香山人出外谋生和向外迁移的原因之一。
    方举赞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出门远行谋生的香山人，他自15岁开始在小打铁铺当学徒，满师后以打铁为生，还往返沪、粤跑单帮贩卖杂货。“跑单帮”是旧时对从事异地贩运的小本生意人的一种称呼，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倒爷”。通常这些“跑单帮”的生意人独自来回奔波于两地之间，使用自备的交通工具贩运物资--在甲地进货，在乙地出售--以牟取差价的利润。旧时因交通不便，商品交易渠道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商品流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生意人的辛勤劳动来维持。
    职业铁匠身份为方举赞以后投身造船事业打下了基础。而“跑单帮”为他汇集许多信息和结识了大量朋友。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上海已有多种手工业，诸如锻铁业、铜锡业等等，并有制造木船的记录，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各种加工工厂也纷纷涌现，最初只是打包厂和缫丝厂，其后一些与人民生活有关的食品、煤气、建材、医药等行业也开始出现。他后来结识了在外商船厂“老船坞”当工头的同乡人方帝，遂又通过与“老船坞”买卖旧铜皮、铜钉营利。
    这些都为他以后的事业打上烙印，他一步一步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

创造第一“发昌先生”来了

    历史文献记下了1862年9月13日的这一天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外国船只的情况，那一天停泊在那里的船只多达268艘。有着灵敏嗅觉的方举赞看到了曙光，他从黄浦江上的越来越多的泊船上闻到了一种让他兴奋的气息。
    上海位于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扼长江咽喉，是江海交通的枢纽。控制上海，对于外国商品在华的转输倾销，对于殖民势力渗入长江流域，都非常有利。因此，五口通商后，当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战略重点由华南移向长江流域时，上海便迅速成为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基地和进出口的重要口岸。 上海开埠的第二年即1844年，进出港的货物总值就已达988863磅，到1853年猛增至7224000磅。
    那些停泊在黄浦江的船只大多分属外国各洋行，轮船增多，促使外商开始在上海创办专业轮船公司。1862年，美商旗昌洋行首创上海轮船公司，又称旗昌轮船公司，到1870年，资产总值已达238万余两，为初创时的2.3倍，同年净利高达51万两。1872年，上海又出现了三家有名的航运企业，同年底，李鸿章以“承办漕粮，兼揽客货”，“分洋商之利”为宗旨，创办轮船招商局，与旗昌、太古及怡和洋行所属轮船公司分庭抗礼。
    与航运业兴起的同时，为之服务的船舶修造厂也相应产生。方举赞看准的就是这个时机。1866年，方举赞邀请以打铁为业的同乡人孙英德到上海，两人合伙集资二三百元，在百老汇“老船坞”对面创办了发昌号铁铺，专门为“老船坞”锻制修配桅箍等轮船零件。创办时规模不大，只有一座打铁炉，四五个工人。当时外国人称他们为“发昌先生”。1869年，方举赞以200银元购置了两台车床，工人增至10余人，不久又采用了蒸汽动力设备，名称亦改为“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工种有锻冶、焊接、车削等。
    中国的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发昌号诞生了。

盛极一时颇具规模 业务广泛

    见多识广的方举赞注重自我推介、产品宣传，将源自海外的现代商业理念引入到了他的市场营销中。他在1873年3月16日，发昌在《申报》登广告，招揽铸造生意。1876年，又以"发昌铁厂"之名在《申报》刊登广告，称该厂有自制“连船身并机器各样俱全”的小火轮出售。
    发昌铁厂在方赞举的经营理念下开出了奇异之花。在其子方逸侣的主持下，发昌制造了排水量115 吨的轮船“淮庆号”。1877年，发昌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脚踏车床，并在《申报》刊登广告说：该厂“专造大小轮船机器，已造起数艘，快马如飞……兼造门市车床、汽锤、铜铁器皿”。
    1879年，方举赞告老还乡，方逸侣接替父业。
    方逸侣自幼在上海读书，据其莫逆之交广东佛山人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的记载，此君通晓英文、数理化，既会绘图、设计，又懂机器的实际操作。在这个既受过现代教育，又经过实践磨练的新一代企业家主持下，发昌厂发展迅速。到1884年，发昌厂的经营业务已有铜铁翻砂、铁工、订制锅炉引擎、炮架、机器修配制造，包括出售自制大小火轮、车床、汽锤等等。到1890年，发昌厂已占地3亩，前店后厂，扩为翻砂、制模等5个车间，有“水汀炉子间”供应机器动力，有车床10余台、牛头刨床2台、钻床3台等，雇工300余人，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近代机器工厂。除机器厂外，发昌还设有相当规模的船厂和三开间门面的发昌五金店，业务广泛。
    1887年，发昌厂为清政府黄河治理工程成功制造了一条平底双暗轮机器刷沙挖泥船，名为“泰通号”，长70尺，宽15尺，一小时可行30里。同年8月11日，《申报》发表消息，称赞此事：“不但为中国所未见，即外洋亦所罕闻，实创千百年未有之奇”。1893年，发昌厂制造的“汉阳号”轮船卖给朝鲜华侨商人，航行于济物浦（今仁川）与汉城（今首尔）之间。同年6月2日，上海《北华捷报》载文说，汉阳号的成功，“正可说明中国资本家们具有极可信赖的企业精神”。

梦如昙花：发昌号退出历史舞台

    发昌所造小轮船，其长度在20-100英尺。可见此时发昌厂不但已可接受订造实用于航运的轮船，还担当了“机器母厂”的角色，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民间民族机械制造企业，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它与当时的所有的民族企业一样，发昌并没有逃脱被外国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双重挤压的宿命。
    就在方举赞1866年着手自己的事业的前后，外国的船舶制造业以其政治上的优越，资金的雄厚迅速发展，就在方举赞艰难前行的时候，外国船舶制造厂也如春笋般飞速发展。1850年，美国人开办伯维船厂；1852年美国人杜那普在虹口设立“新船澳”，成为近代上海最早的船厂和船坞。1856年，曾经做过上海港务长的贝莱斯，雇佣中国工匠，造出两条载重各40吨的木壳小轮船。此后，各种船厂在黄浦江边纷纷建立，其中著名的有英商所办的耶松船厂和祥生船厂。1884年，耶松船厂制造的“源和”号轮船，载重已达2000吨，是当时远东所造的最大的一艘商船。
    而成立于1865年的虹口的江南制造总局则是中国最早的的官僚资本所办的厂，江南制造总局在1867年又在上海城南高昌庙附近兴建新厂，到1870年，江南制造局先后建成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炮厂等。
    正当发昌厂技术成熟、渐入佳境之时，英商所办的耶松、祥生船厂已着手兼并了上海大量外资船厂，几乎垄断了当时整个上海的船舶工业。作为民族民间机械制造业的佼佼者，在残酷的商战中硕果仅存的发昌厂终究资金微薄，又没有自己的船坞，难以竞争。甲午战争后，耶松船厂将发昌厂作为兼并的对象。在耶松船厂的竞争下，发昌厂连年亏损，工人下降到60余人。1899年，不得不交由耶松船厂租办。1900年，又被迫以4万元的低价把工厂全部卖给了耶松船厂，仅保留了发昌五金店。
    有专家分析，当时在民族民间工业起步时，本应需要政府的推动，但当时的中国是个封建官僚体制的国家，重文轻商。民族民间资本家在当时不被传统社会所理解，受到很大的社会压力。市场的问题，中国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不高，即便有认识，其购买力也很有限。此外，因技术力量不足，成本太高，市场竞争力较弱。政府非但不鼓励，反而压制，地方保守势力又不断给你出难题。与其同期竞争的外国企业不仅有条约保护、税费优惠，再加上有多年资金与技术的积累，社会保守势力对其态度也有所不同。民族资本家处于如此不平等的竞争中，难以与其抗衡。
    发昌厂被吞并后，方逸侣出任德商禅臣洋行买办，1905年起任江南制造总局委员。1906年，方举赞在落寞中去世。同年，发昌五金店关门停业。至此，从1866年建厂开始历时40年的“发昌号”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人们似乎很快忘记了这个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许多年以后，发昌号机器厂才在高中历史课本中出现，在纯粹学术化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了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中，曾有一个叫“发昌号”的机器厂有过一个昙花一现的美梦。

来源：中山日报 201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