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举世瞩目的万国博览会即将在上海拉开帷幕，这颗东方明珠将因此散发更加耀眼的光彩。而上世纪初，几位香山（今广东中山）人，踏上这块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土地，在南京路上以环球百货的商业业态，成立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预演了黄浦江畔“万商云集”的繁荣局面。
    “四大百货”不仅是一个城市现代商业史的开端，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上海“摩登”时代的到来。

香港发迹

    1874 年的一天，17 岁的马应彪和堂兄经过一次不眠夜，终于做出了一个"伟大"决定--他们身着远在海外的父亲寄回的西装和牛皮鞋，从家乡中山南区沙涌村出发，开始澳洲"淘金"梦。当兄弟俩辗转香港，经过英人豪华的卡莲佛百货公司时，兄弟俩和普通中国人一样，惊鸿般往里瞥了一眼儿。
    当年，从外滩通往跑马场的 “派克弄”（Park Lane），已改名为南京路，并继续向今西藏中路以西延伸。当然，当时的人们并未预料，这条后来发展成为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和伦敦牛津街、美国纽约百老汇齐名的商业街，40年后会与这位17岁的年轻人结缘。
    马应彪兄弟到了澳洲，才发现澳洲淘金热已如云烟散去，只得另谋出路。大约1880年前后，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马应彪与同乡郭标在悉尼唐人街，合伙创办“永生果栏”——一种街头小水果摊。
    无独有偶，1890年，在马应彪家乡不到半里之隔的竹秀园村，17岁的郭乐，也背着行囊往澳洲出发了。如同命运使然，郭乐此后的生活轨迹，从此与马应彪紧密联系起来。郭乐到了澳洲当了两年菜园工人，经其堂兄郭标介绍，进了“永生果栏”。
    或是在卡莲佛百货前的一瞥，激发起马应彪最初的想象力，抑或是在澳洲期间已做好开设环球百货业的准备，从果栏生意获得第一桶金的马应彪，背着从澳洲赚来的英镑回到香港，伙同11位股东在皇后大道中172号，开设先施百货公司。
    郭乐在“永生果栏”干了没几年便另起炉灶，其商业步伐紧随马应彪，准备紧邻先施公司开设一家环球百货。现在看来，当时郭乐的理想更为深切显著：郭乐在他关于倡办香港永安公司的“回忆录”中写道：余旅居雪梨（悉尼）——有余载，觉欧美货物新奇，种类繁多，而外人之经营技术也殊有研究。反观我国当时工业固未萌芽，则商业一途也只小贩方式，墨守陈规，孜孜然博蝇利自，既无规模组织，更茫然于商战之形势。
    1907年8月28日，皇后大道中167号前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接到开业请柬的马应彪，从先施公司走到正在举行开业庆典的香港永安公司，与郭氏兄弟握手道喜，一出中国百货业的风云大戏开场。很快，先施和永安两家公司在香港和广州，都取得成功，已有转战北上的打算。

上海辉煌

    20世纪初，欧洲列强忙于在自己的土地上争夺而无暇东顾，给中国民族商业发展带来喘息之机。
    此时南京路（从外滩到成都路）上，除了外商惠罗、福利等环球百货公司率先驻足外，华商行号也几成气候。坐拥南京路诸多地产的犹太商人哈同是个人精，他看到了这一代地皮巨大的升值潜力，便在1914年花了60万银元，给南京路的一段铺上了印度铁藜木。当年儿歌唱着：北京的蓬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油马路。
    就在这年的一天，一辆高级轿车驶进南京路浙江路交界处日升楼易安茶社旁，车内坐着马应彪派遣到上海考察的先施重臣黄焕男。黄焕男也是中山人，同样17岁到澳洲，与马应彪是故交。1913年回国后，马应彪任其为先施董事。
    经周密考察，这位颇有商业头脑的商业巨子，选中了日升茶楼（现南京路浙江路口西北）地段。马应彪应允了黄焕男的建议，爽快买下了黄选中的那块地，用3年时间，盖了一栋7层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建筑。1917年10月20日，由中国人自己开设的内陆第一家环球百货公司开业了，这一消息轰动了整个大上海。
    南京路兴奋了。先施公司开业当日，除百货商场外，公司所附属的戏院、豪华餐厅和旅馆也同时开业。万国货物云集，戏院中“百戏杂陈，笙歌悦耳”，目睹着这新鲜而气派的场景，人们流连忘返，先施的生意亦红极一时。第二年，马应彪就从上海公司拿到了相当于投资额两倍的回报。
    但这不足以让马应彪立刻摆周年庆酒，因为永安的步伐之快连马应彪也没想到。
    1915年7月，上海进入火热夏季。先施公司的工地上正紧张施工，南京路浙江路口有两位穿白马褂的年轻人，一人站在路北一人站在路南。从清晨一直站到深夜戏院散场，身边每走过一人，这两位奇怪的年轻人便往袋子里放一粒豆——这两人受雇于香港永安公司。几天下来，坐在日升茶楼内的永安老板郭氏兄弟，通过这种统计方式，弄清楚了南北人流差异，以每年白银五万两的租金，自1916年4月起，从哈同手里租下了先施对面那块地。
    由郭乐亲自监工，永安公司建设亦耗时3年。1918年9月5日开业前，永安公司在报纸上连续做了十多天广告。开业之日，整个商场围得水泄不通，公司只能以代金券限流。开业后3个月，每天营业额都达到1万元以上，永安公司原来储备一个季度的存货，20天便售去大半。
    后来，1926年成立的新新公司创办人刘锡基，和1936年成立的大新公司创办人蔡昌，都是先施公司的旧部，起家过程莫不与马、郭相似。从此，“四大百货”在南京路争奇斗艳，让南京路在霓虹闪烁中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在洋人主导下单一色调的南京路，向中国人主导的多姿多彩的南京路转变。

明争暗斗

    细查“四大公司”发展历程，内中联系可谓千丝万缕：先施和永安公司创办人本属同乡，且在澳洲已是旧相识，后来两家儿女又互通婚姻；刘锡基出走先施，得到了上海先施公司负责人黄焕男的支持；新新公司主要投资人李敏周则为黄焕男的外甥……因此，四大公司之间，表面上各家都客客气气，但在商业利益面前，明里暗里的斗争则心照不宣。
    1915年，先施获悉永安在上海动工，两家公司在上海便拉开了擂台。得知永安公司要建6层高楼，先施立马将原先5层的方案改为6层。永安当然不是省油的灯，立即在楼顶加了两层“绮云阁”。先施公司则针对着来了个“摩星楼”。1933年，永安公司索性在老楼东侧扩建了19层92米高的永安新厦，是当时仅次于国际饭店的南京路第二高楼，第七层“七重天”游乐场，在当年十里洋场名噪一时。
    待永安公司开业，两家公司竞争表面化。1919年秋季大减价，先施“打破”事先定好的“价格同盟”，通过送赠品拉拢顾客，这使得永安意识到“与先施立约，多是阳奉阴违”。到第二年促销，先施故伎重演，把公司礼券按九五折出售，郭氏弟兄便派人暗中吃进先施礼券，然后买入先施热销的香烟等商品，让先施吃了个哑巴亏。
    新新公司成立后，竞争气氛愈加浓烈。在一次大减价中，新新定制了一批雪花膏作为赠品。先施、永安获悉，出言“将以更高贵的商品作为赠品，看谁本钱大”相威胁，羽翼未丰的新新只得学“孔融让梨”……
    真正对环球百货造成威胁的，却是国难不断激发起来的民族情绪。虽四大公司创办者均以“实业救国”理念拉拢投资者，据称当年孙中山便是先施股东，但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反对洋货的声音此起彼伏，四大公司也不得不一时间改变经营策略。

树立典范

    先施成立25年，赚得盆满钵满的马应彪，有底气解释“先施”名由：“先施”是英文Sincere(诚实可靠)一词的音译，并取其意，又可释为先以诚实施诸于人。而先施公司在中国亦首创"不二价"，可谓与“先施”名副其实。这一模式在后来的三大公司都得到完整继承。
    先施公司传奇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巾帼英雄，那便是马应彪原配夫人霍庆棠。霍庆棠是一位牧师的女儿，从小受西式教育，还是孙中山的热切追随者。先施公司在上海成立后，为招揽女顾客，决定招聘女售货员，但招聘启事发出去一个多月，却没有人来应聘。这位时新的娘子，便亲自带着两位女亲戚，做起了化妆品部销售员。一时间，“三个女人同台站”的佳话传遍上海滩，许多社会人士到先施购物娱乐，都想目睹这位勇气可嘉的“潮女”。这一创举后来还直接影响了香港卡莲佛。
    “四大公司”在商场布局上亦颇有讲究，主要按照市民的购物习惯：一般底楼为日常生活用品，二楼为绸缎布匹等，三楼为珠宝首饰等贵重商品，四楼以上为家具、皮具等大件物品。后来开设的永安、新新、大新，在格局上又有创新。尤其是大新，其商业格局为四大公司之冠。大新百货大厦楼高10层，总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大楼有三面环绕的18扇大橱窗，室内设计采光明亮，是上海最早全天候空调开放的百货公司。公司地面商场共有4个出入口，楼内装有6部电梯，另外还有两部自动扶手电梯，是整个东亚首家使用自动扶手电梯的商店。一到三楼为售货商场，有数十个货柜，货品一目了然。至今为止，其商业格局也堪称典范。
    先施、永安还以集团化经营，两家公司都先后设计酒店、家私工厂、保险、储蓄、纺织印染等行业。永安公司设在吴淞口的永安纱厂，最兴旺时员工超过两万人。

影响潮流

    “万货丛集邮永安，五光十色尽绮纨，吃穿喝用件件有，何须更寻列肆看。”小说家海上漱石生的竹枝词，对永安的盛赞溢于言表。
    先施、永安等“四大百货”，除了开创环球百货的商业先河外，在促进消费发达的同时，促进了上海社会文化的发达。
    稍上年纪的上海人，都有强烈的“四大”情结。每到休息日，他们坐着上海老式电车，去先施货柜前看曼妙的女销售员，去永安的天韵楼欣赏大戏，到大新购物场乘凉，在新新公司的舞台上，不知多少名伶从这里走红，而从电台里传出的“靡靡之音”，更是熏陶了一批又一批的上海小资……
    正如海上漱石生词中所描写的那样，“四大公司”搜罗的商品包揽中国老字号，不管是旗袍还是中山装，都是从这里与大众紧密结缘，那些此前只能在洋人的商店里才能见到的洋货，这里也应有尽有。
    让现代人叹服的是，四大公司还以绚烂的室外霓虹广告，和高频率的报纸广告“轰炸”上海市民。先施、永安还办有自己的月刊，月刊不仅对时新的消费品有相关 “指南”，还配以专栏文章，讲述当时的消费潮时尚，成为推进“摩登”上海的主要力量。这些营销手段至今在各大商场亦百试不爽。从那时起，上海也开始作为中国的商业中心，引领着中国潮流已整整一个世纪。

后记

    抗战时期，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大批富有难民涌入南京路一带，使得“四大公司”进入第二个鼎盛时期，但此后内乱让 “四大”经营日益艰难。建国前后，四大公司命运各异，除永安外，均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今上海人“白相（游逛）南京路”，只能在“四大公司”的旧址前，想象曾经代表另一种繁华的岁月。 
 

来源：中山日报 2010-03-22 记者：陈恒才、冷启迪、杨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