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误打误撞，还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香山人郑观应成为中国第一个提出“商战”的人，第一个提出在中国办世博会的人，他被历史的洪流推着行进，他可以选择沉默，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封建士大夫要走的那条老路--著书立言，遗留万世--身体可朽、文化不老，这是士大夫们一直爱干的事，从司马迁开始就已形成了传统。从他的个案可以剖析晚清40年的风云变幻。  

    1884年，对于香山买办来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呀。香山买办的主要灵魂人物郑观应、唐廷枢、徐润均被祸事缠身。唐廷枢、徐润被盛宣怀踢出了轮船招商局。
    那一年，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
    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收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10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
    这个身处绝境的人以前所未有的失望感叹世态炎凉，他一度身陷于香港牢狱，这个有着革新思想却骨子传统的儒商自觉身败名裂，几乎要丧失尊严的乞怜让他心力交瘁，于是有了退隐澳门之意……
    这一归去就是10年，他完成了《盛世危言》。

生命底色——他爱称自己“官应”而非“观应”

    郑观应生于1842年7月，这位后来的思想家赶上了让他动脑子的时代，就在他出生后接下来的8月，中英双方以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代的大命运将个人的小命运就这么搭上了，爱动脑子的人搭上了晚清的末班车，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待鹤、慕雍山人。后世一直把这个本名为郑官应的人称为郑观应，而他自成年以后一直以“官应”自称，在许许多多的信函往来中，均落款为“官应”，只是从1890年以后的著书中以“郑观应”署名。“官应”这个名字似乎跟封建仕途有着血肉相依的联系。
    他原本也是要征战官场的，只是仕途并不尽如人意，他这才断了仕途的妄想转身投入到了商海。
    而他的故乡香山那时正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前沿，香山靠近澳门，而澳门自1553年被葡萄牙占领后，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口岸，其地位在康熙初年实行全面海禁时期地位尤为突出，成为东南沿海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因为天时地利，斯时，香山成为对外的唯一窗口，并在香山县隘口处设关闸，内货如大黄、茶叶都是自此出口的，禁海让其独得专利，经过20年的独专其利，澳门变得繁华了。
    始终未阻断的中外贸易活动培养了一批专事中外贸易或服务于中外贸易的商人——买办诞生了。在广东买办中，许多都是香山人。“‘香山人’这一名称甚至被看作是‘买办阶级’的同义语。”郑观应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冲击，但他的早期教育并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应试科举的传统教育仍是主流文化。1857年他参加了科举考试，很不幸，求功名不得，他很快就投身到了商海。
    但郑观应的一生始终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行“搏斗”，他既向往西方文化的发达，又固守乡土传统、乡土文化，所以影响他的思想，他是希望改良的，而不是去打破重建。这一潜意识在他早期教育就业已完成，他喜欢称自己为“官应”而不是“观应”。

投身商海——他在上海获得买办业务经验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东南沿海五口开放通商。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郑观应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17岁时奉父命赴沪学商务。
    在《郑观应集》中郑观应大致描述他早期在沪的经历，父亲郑文瑞希望他学习商务，他随叔父郑秀山到新德洋行帮忙，后来到宝顺洋行，随洋人一道到天津考察洋务。1860年回到上海后主管丝楼兼管轮船客载事务。做完工作后，就去傅兰雅先生的“英华书馆”上夜课，也因贫困，念了两年的英文就只好作罢了。
    郑观应亲眼目睹了宝顺洋行由盛至衰的全过程，宝顺洋行是最早在上海涉足轮航行的洋行之一，在长江轮航对外开放后，它又捷足先登，最早到达汉口，还率先建立起拥有四艘轮船的长江船队，由此它获得了最初的高额利润。
    正是因为高额利润，众人垂涎。洋行纷纷涉足长江航运业，宝顺洋行遇到了旗昌船队的巨大挑战，抱有扩张长江航运业务野心的宝顺洋行首先降低运费，原先每吨货物收银20两，客收银50两，到了1864年1月为了打价格战，从汉口到上海的运费每吨为2.5两，7月降至2两，到了5月降至每吨1两。宝顺洋行成为价格拉锯战的牺牲品。
    1867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也从而结束了他近10年的早期买办生涯。这10年，他获得不仅仅是买办业务的经验和训练，更重要的是经受了资本主义商业精神的洗礼，为他日后成为一名著名的洋务言论家获得了最初的经验。

参与洋务——他编写刊行经世致用论《易言》

    1873年，郑观应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账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
    清代的富商通常兼有官僚身份，郑观应也不例外，况且他一直都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儒家传统，考不上功名，有了钱可以花钱买一个也是很多人进入仕途的好办法。同治八年（1869），他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光绪四年（1878），他在上海与盛宣怀、经元善等人劝募款项，资赈晋、豫、直、陕灾区难民，受到清廷褒奖，膺受道员衔。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正是因为与官员相交日深，所以，在李鸿章准备着手创办轮船招商局时，他也参与了其中。但洋务官员出于政治利益与卫护传统生产方式，他们在对待买办商人一直保持警惕的态度——买办毕竟是为洋人服务的。
    1873年1月郑观应发表 《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文是《救时揭要》中的一篇，此文发表正是香山买办的社会政治地位发生转折的关键时刻——买办在政府主持下的洋务运动由局外人转为局内人——说白了是互赢，买办可参与政治，而政府正好可以利用他们的资金和资源。在这篇文章中，郑观应对于轮船制造等工商业，是“官办”还是“商办”问题上，第一次提出 “改官造为商造”，他认为，花费大量国家钱财而不见实效。他认为强国富民之道在于寓兵于商，“官之所需，商皆立应”。他在此文中处处流露出“舍我谁堪”的迫切。
    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这一年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编定刊行，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中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中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两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1883年，10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盛世危言——他忧愤中的醒世之作

    1884年对于香山买办群体来说，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香山买办以财力、经验让其社会地位在19世纪的70年代至80年代达到了顶峰，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上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他们的前辈商人所不能及的。但就在席卷欧亚的1883 年至1884年的经济风潮，香山买办财力的垮掉，随即波及到他们的政治地位，他们从官办洋务经济主要依靠对象的地位上全面败退下来，随之而来的是，其社会声誉也一败涂地。
    这一年，唐廷枢和徐润相继被盛宣怀赶出招商局，郑观应身缠官司，还在香港被投入监狱。1884年，10月13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
    接下来10年里，唐廷枢在开平等地开煤矿办实业，徐润转战实业忙了很多事，所获不大，再难以恢复到往日的辉煌。郑观应角色则发生了完全转变——他从一个企业家转变成了思想家，个人事业比前两位惨痛得多，他自此就没有能力恢复个人事业了。他这10年就写一部书，这就是著名的《盛世危言》。
    心力交瘁的郑观应隐居澳门，致力扩编1873年完成的《救世揭要》和1880年的《易言》，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完成深具影响力的《盛世危言》。其后，郑观应按当时中国的形势变化，一再增补内容。因应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形势，8卷本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于光绪二十六年编成。
    《盛世危言》问世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国内的民族危机感极重，该书出版后随即轰动社会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被当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亦评 “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盛世危言》乃中日甲午战争前著名的政治改良论著。
    晚年的他，郑观应还做了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他转而求道以求精神上的解脱，其实他自幼就在道教活动繁盛的乡土社会里成长，加上他的事业不尽如人意，他将自己的余生投入到了道教的信仰。他后来又回到轮船招商局工作，但他已不担太大责任，纯属于为妻妾子女的生活着落考虑，他自己沉迷于修道养生。1920年当他接到妻子叶氏和兄弟思贤先后在广东去世的消息时，悲伤地吟诗一首：
    维扬凶耗未经年，迭奉广州噩报传。
    性命双修方免劫，形神俱妙乃成仙。
    任他天外风云变，顾我壶中日月旋。
    为守圣师玄要诀，夜深起坐学参禅。
    1921年春郑观应写了一封长函给招商局董事会，请求允退并给以养老金。招商局未允许他告退，他仍被选为新一轮的董事会的留任董事。不过，他真的已经灯枯油尽了，在这之后的6月14日他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局公学宿舍内。
    这一年是 “辛酉年”，反映他一生经历的、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盛世危言后编》问世，他生前是否已见到此书不得而知。 

来源：中山日报 2010-03-30 记者：杨彦华、陈恒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