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他从赴美留学,到学成归国,到向太平天国提政治建议,到筹办江南制造局,到组织中国留学生出国留学,到参加维新变法遭到清政府的通缉,到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暴力革命,他的一生是一条追寻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求索的一生。
1874年,容闳去避难山教堂拜访好友杜吉尔牧师时,遇到了自己命中的能跟自己一起跑步的妻子--玛丽·凯罗克小姐。47岁的容闳和23岁的玛丽堕入爱河。1875年,在好友杜吉尔牧师夫妇的撮合下,容闳和玛丽在哈特福德市避难山教堂举行婚礼。年龄的差距和生活习俗的不同并未影响容闳夫妇的感情,婚后,容闳夫妇举案齐眉,恩爱异常。家居的时候,容闳仍然穿着传统服装,玛丽开始学中国话。1876年6月10日,他们的长子容瑾彤出生。1879年,他们的次子容瑾槐也诞生于世。几年中,一家人其乐融融。
然而,好景不长,洋务运动最终宣告失败。1881 年留美幼童被急招而回。随着幼童留美事业横遭摧残,容闳心境越来越差,其妻玛丽的健康也极为不妙。到1883年,她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用嘶哑微弱的低语面对自己心爱的丈夫。1885年冬天,玛丽的食欲日渐衰退。终于1886年6月28日逝世,容闳为此陷入巨大的痛苦中。这位不大使用诗文的人也赋诗一首以表自己的落寞: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
不过,他并没因此中止自己求索的一生,他在1895年回到中国呼吁政治改革,并由此积极参加维新派的活动,曾被选为"中国国会"会长。后在逃亡日本途中巧遇孙中山,他的思想由最初的改良变成了革命,他非常积极支持革命,拥护共和。
1902年,遭清廷通缉的容闳打算回到美国。那年他74岁,自知此一去美国,再无回来之时。临行之前,他想再看看的地方,仍是故乡南屏。皓首苍颜的容闳在南屏为列祖列宗上香,叩别了父母坟茔,才怆然而去。
1912年4月21日,84 岁时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德住处去世,著有《西学东渐记》。
直到生命的最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魂牵梦萦了一辈子的祖国。
1912年4月22日,《哈城日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身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闳博士,昨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在他的沙京街284号寓所去世……
“他对于过去一年来中国急剧进步变动密切关注视,因为他毕生曾努力于此的目的。星期六(4月20日)他刚收到新中国领袖孙逸仙博士赠送给他的一张照片,惜已太晚,因容闳博士早已昏迷不醒。”
这个参与了清末许多大事的人最后长眠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德福特城西带山公墓,他生前的最后愿望就是希望儿子回国报效祖国。
他选择了“回家”
容闳于1828 年生于香山。1839 年他所上的小学是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开办的。
他的父母认为他会一点英语是有好处的,容闳后来回忆说本来自己的兄长读的是私塾,唯独把他送到了西学,想必父母看到通商之后洋务慢慢变得重要了,父母希望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他后来升入莫里森学校,此时主持校务的是布朗牧师。1847年,布朗回美国时将其最好的三名学生带回了美国,容闳是其中之一,另两位是黄胜和黄宽。这三个男孩一同进入马塞诸塞州的芒森学校,他就住在布朗先生的太夫人芒森家中,并受其影响他信奉了基督教,1876年他将自己的头生子洗礼命名为莫里森·布朗,其用意很容易理解,他在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容闳在马萨诸塞度过两年半后,尽管时间短促备考不足,但他还是在1850年考上了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他擅长的是写作和哲学,还有英文演讲。在整个大学过程中,他都在与贫困交战。他对生活的艰苦并不惧怕,洒扫拂拭劈柴生火都“甚乐为之”,“雪深三心,亦必徒步”,不断地为人工作,替同学办伙食,替“兄弟会”管理图书等等。他是穿着长袍留着辫子进入大学校园,不过一年之后他就将这两样东西摒弃了。
容闳在毕业后受到了来自于自己的挑战,他在美国呆了很长的时间,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他的兴趣、情感和爱好,如同一直长在美国一样,他连中国话都不大会说了,中国对他来说反倒像是一个 “异乡”。他回国可能会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但他的正义感和报恩之心最终战胜了他的私心,尽管他无法预料会有什么降临到他头上,他还是选择了“回家”。
毕业后不久,他坐船去香港,经过151天的航程,于1855年4月到达香港。
现实中处处碰壁
在香港他遇到比读书时贫穷更让他困扰的现实,他先是希望能充当美国特派员派克的秘书,人家不理会他的期待。
他又希望得律师一职,不久,香港的那帮律师联合起来排挤他,他不得不放弃做律师的打算。1856年8月,他离开香港去了当时风气较为开化的通商口岸上海。他后来回忆自己的选择,觉得离开香港是一大幸事,“假如我把自己束缚在这块荒芜多石的殖民地上,我就不会接触到中国的思想主流。”他在香港的唯一收获就是认识了太平天国起事流亡到香港的洪仁?,他们成了知己。洪仁后来在天京拟定的《资政新篇》,有很多都有容闳、黄胜、黄宽对中国近代化的思考?BR> 容闳到上海的时候,上海已开埠十几年了,这时候的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此时得风气之先的“香山买办”群体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间。唐廷植、唐廷枢兄弟是容闳莫里森学校的同学。他本可以很顺利地充当买办,但容闳称这个职业为“奴隶班首”,他无意于此职业,而是在海关谋到了一份差使。他在海关工作的目的也是想结识地方大员,实施自己“致中国于文明富强之境”的计划。
在试用的三个月里,他发现海关积弊很多。总税务司年俸高达6000元,通晓中英文的头等通事月薪只有100元,中文方案月薪20元,巡航水手月薪30元。收入相差如此巨大,难免不贪污受贿。容闳说:“在这个新职位的三个月的试用期以前,我发现事情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假如我打算洁身自好,使个人品格不受玷污的话,我就不可能长期在这里工作。”
一个月以后,他辞掉了海关的工作选择了洁身自好。包括唐廷枢在内的友人都认为他丢掉了200银元的 “光辉事业”令人遗憾,只有蠢货才会这么干。
从1855 年到1857 年归国两年多他已经失业四次,直到1857年底曾寄圃介绍他到宝顺洋行工作,宝顺洋行意欲让他去驻长崎代理处当买当,他拒绝了,理由是:买办固然是一个赚钱的好差事,但终归是奴仆,作为美国第一流学府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不愿意给母校丢人,他爱惜母校的声誉。这事最终由徐润担当了,容闳只作为协助。
容闳归国后五年里,他兴致勃勃地寻找富国之路,自己也早过了而立之年,感情生活却是一片空白,有人问他是否愿意找一个缠足的年轻女子做妻子,他幽默地表示要找一个和自己一起跑步的妻子。这个愿望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一是他既没有一个能和自己跑步的中国姑娘可以娶,又没有一个能跑步的外国姑娘愿意嫁给他。
办成了两件大事
容闳在太平天国那里没看到希望,但他却在1863年找到了曾国藩,他希望曾国藩实现自己“西学东渐”的计划。
这一次他总算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接下来至少办成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在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第二件是在中国组织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洋——120名幼童分四年赴美留学。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最早由封建官僚转化为洋务派的人物。“洋务”是由“夷务”一词转变而来。原是泛指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务,如外交、通商、传教以及输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武器、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等等。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则是洋务运动的开端。内军械所造炮、造船全用土法,产品低劣,尚处于初级的摸索阶段。
1863年,曾国藩在安庆曾召集了有关算学、天文、机器等百余人,研究如何兴办洋务,还特意征询容闳的意见,问他“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建议先设立一座西式机器母厂,“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曾国藩深受启发。自此他才认识到首先发展机器制造工业的重要。因此,12月3日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为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江南制造局的开办意味着洋务运动真正展开。
1868年,容闳向刚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了派遣留学计划。丁日昌决定让容闳写成详细说帖,他代为上呈权位仅次于恭亲王奕忻的军机大臣文祥,请其代奏。但恰逢文祥父亲去世,文祥离职回家守丧,帖也就不了了之。但容闳每次因公谒见丁日昌时都提此事,并恳请转呈曾国藩。1870年,容闳再次催促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这一次的条陈也打动了曾国藩,他同意领衔上书,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很快,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会奏获得旨准。
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留学史大幕开启,曾国藩却不幸于一年前的1871年冬去世。他临终专门交代,幼童留洋事务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管,可见,曾国藩晚年对幼童留洋的重视与期望。
容闳特别欣赏和曾敬重国藩,在回忆录中说曾“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脱高峰,独耸于喜马拉雅诸峰之”。
而对于自己的抱负,他是这样阐述的:“我出国八年后重返中国开始。一向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吗?我的情况正好如此。然而,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加强了。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来源:中山日报 2010-04-07 记者:杨彦华、陈恒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