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初，上海公共租界发现鼠疫病例，由于"不卫生"的华人被视为疾病蔓延的温床，洋人市政当局采取了带有明显偏见的检疫措施，华洋关系骤然紧张，引发了多起华人下层民众的街头骚动。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华人精英提出自主检疫的主张，与外人进行协调和谈判，同时努力说服普通民众和平抗争，迫使洋人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个其中华人精英之一就有香山人陈炳谦。在研究者称，联系事态的连锁反应和后续发展，此次华人争取自主检疫的抗争，可视为推动英帝国威权在上海租界渐次崩衰的重要一环。
    矗立在天通庵路上的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在100年前“出生”时有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公立医院。它与一场鼠疫有关，那是1910年，一个遥远的年代，一群华商精英为了民族的尊严展开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910年的上海有大事可记的很多，而能成为民间记忆的恐怕就是那场鼠疫——从东北至上海的一场鼠疫横扫全国240个县，现在乘着风的“翅膀”悄悄地向上海袭来。

【一】

    1910 年的11月3日 （农历十月初二），在《申报》第二张的第三版里，出现了几则新闻：《卜总巡严饬缉匪》《议决案竟无效力》《肤核瘟传染可愈》《店伙自刎惨闻》《禀请沪道照贴公费》《清道路之专资》等共11条新闻（亦或叫资讯）中，有一则小小的通告可能在当天读者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
    《防范鼠疫之通告》排在第三条，与鸡鸣狗盗之事排在一起，其内容如下：“城自治公所卫生处昨日发出防疫通告一则，其文如下：为通告防疫事，现届冬令土木频兴，凡造屋之家，地板需离地二尺，实以干净灰土以鼠穴，因鼠身上之虱含有百斯笃菌……特此通告。”
    事隔两天后，英美工部局派员至中阿拉白司脱路（今曲阜路）附近甘肃、开封、七浦等路，“按户检查无知妇稚”（《申报》十月初四第二张第二版），那时工部局的人发现甘肃路的源昌里口袁森茂柴炭店因染鼠疫已毙命两条，工部局已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将砒连之豆腐店静鑫斋首饰店等市房八幢、及源昌第三、第四，两里中张公馆等六石库门居民人等一并于前日勒令屋至屋内器皿……各物主不得擅行搬运，旋即将各房门牍关紧，并将漏风之处用纸封糊，又令各工役将屋外之地掘深尺余，围以凹凸铅板，禁止居民出入……”
    不仅患者被封在室内，另外疑被感染者，或者是脸色泛黄者也强制被关押起来，日日受工部局的检查。一时之间，整个上海惶惶不可终日。
    引起恐慌的原因是，大家不知道死神会不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来，就在前一两个月，东北的鼠疫已经让上海居民坐立不安。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将其房屋估价焚烧，去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死亡相继。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东北大鼠疫不仅造成了当时人民的大量死亡，而且还带来了生存压力及经济生活的全面恐慌，特别由于交通断绝而影响了城镇人民的正常生活。

【二】

    在11月9日的《申报》上，已出现了市民的恐慌报道，外人（洋人）去检查疫情，居民陈树卿以牛粪阻之，葛永生阻止入室查验，两人被捕房带走并被罚款大洋5元充公，作为妨害公共卫生的惩罚。
    此举引起了华人社会的不满，在11月11日（初十）的《申报》上发出了忠告，指责工部局有意将疫情误传，使得“人心惶惶人言籍籍”，并将此事上升至“主权”问题。
    第一起街头骚动发生在10日上午9时左右，外人巡捕一行赴闸北华盛里拘提一拐匿犯人时，民众误以为检查鼠疫，轰动数百人将之围住殴打。新闻报道记载的第二起骚动，发生在当天下午，工部局卫生处西员至嘉兴路，哈尔滨路等处调查孩童种痘情形时，民众群起猜疑，一时聚集数百人，欲围攻殴打，该西员寻机脱身而去，在接下来12日的《申报》“本埠新闻”里用了较大篇幅《租界查验鼠疫之大风潮》报道这件事，报道中称：“工部局卫生西员对于查验鼠疫一事甚为认真无奈，无知愚民大起，疑惧且有好事者捏造谣言，耸人闻听。”报道中详细地讲述了居民与西医、捕房之间的冲突，虹口一带一律闭市，各国团练荷枪实弹四处逡巡以防市民示威，尽管如此，居民还是与捕房们发生了暴力事件，并抓获了8名“滋事者”。社会秩序一时混乱不堪。无奈之下，工部局宣布暂停查验。并与华商领袖董事召开会议，希望能妥善处理，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和平办法总期与卫生有益，更与我华人相宜”。
    陈炳谦作为华商领袖参加了会议。陈炳谦，广东香山人，生于澳门镜湖，持有葡萄牙、中国双重国籍，他亦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英商业广地产公司的大股东，另一身份是英商祥茂洋行的买办。而祥茂洋行，在旧中国一直被列入五大洋商洋行之一（即沙逊洋行、旗昌洋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祥茂洋行），在华经营综合性贸易。国人一定知道，在上海滩有块祥茂肥皂，也是他洋行经营业务之一。
    而他在这一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民族认同意识，已与一般的同乡组织领导人比起来有着更高更远的眼光。

【三】

    到1910年，香山商团已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的洋行纷纷北上，广东籍买办也随大班来到了上海。当时上海最有势力的买办都是广东人，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唐廷枢、徐润。跟随他们一起抵达的还有许多广东同乡，建立同乡组织，以维系乡情，旅沪香山人设立的同乡组织形式多样，有善堂、宗亲会和同乡会。近代上海广东旅居者的同乡组织广肇公所、潮州会馆等大都是联谊团体，主要功能是设立丙舍山庄（处理丧葬事宜），调解同乡之间的各类纠纷，设立一定的公益设施，开展慈善救济活动，在商业上也履行信用担保、维护商业秩序等职能。
    最初的商团是以“自保”为目的。在近代上海，一个商家只有加入同乡行业组织，才能进入交易所进行商品交易。加入同乡行业组织，还可以使商人置于一种团体力量的保护之下，对于商人来说，这是重要的经商条件。
    这种认同在《上海广肇公所缘起》一文可以得到印证：“盖闻天下一郡县之积也，郡县一里乡之积也。通力合作，守望相助，是以统乡里、郡县而天下治也……我粤广肇两郡，或仕宦、或商贾，以及执意来游、挟资侨寓者，较他省为尤众，故有会馆之设。”
    到1910年的“上海租界查验鼠疫”事件时，五花八门的名词和社团组织形式——商业联合会、公会、友谊会、协会、同志会等出现。新出现的同乡团体也冠上了这些新名称，反映了上海市民使同乡组织的原则适应新环境、将新的社会政治因素融入其传统和实践的惊人的能力。那些曾经把家乡和更大的中国政治实体联系起来的中国士绅、改革者和社会的领导人会不再求助于儒家的价值观念，而采用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

【四】

    爆发于上海的这一次鼠疫风潮集中于广东人聚集地虹口区。
    广东人集居在虹口与小刀会失败有关，清军攻入县城后，对粤民采取了报复和防范措施，发布了一道“十不准”公告，其中之一，就是不准广潮人在县城内居住经商。广东人在虹口有一些人口非常集中的街区——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海宁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吴淞路等，这些广东平民就住在这些地方，北四川路的广东弄堂里有余庆坊、永安坊，武昌路有南北仁智里，海宁路有同昌里、德兴里等。
    这些人有着极强的家乡观念，他们到上海很多年后仍然不会忘记自己的故乡。就在今年元月份中山举办的“中山人在上海”人文活动在上海启动之时，住在虹口的何显祺是带着自己的家谱来的，他很小心地打开一张泛黄的户籍证明，其父何耀昆的籍贯写着：广东中山。何显祺很早就到了现场，一直到活动结束都还舍不得离开，直到人群都散去之时他才依依不舍离开。
    粤民在虹口创造了一个与家乡相似的生活环境。有自己的庙宇、有粤菜风味的饭馆，有粤剧、有自己的学校。全盛时期在虹口的粤民在4-5万人之间。
    他们可能与商团精英来往并没有直接的交道，但他们可以通过各种会所、同乡会找到自己的“组织”和“领袖”。为了增强粤籍商人在上海商场的竞争力，徐荣村、徐润、唐廷枢联络广州府、肇庆府籍商人共同创立了广肇公所。他们离世后，唐绍仪长期兼任广肇公所的董事，1914年又被公所聘为终身董事。据统计，自1872年至1902年的30年间，广肇公所董事会开会120次，作了143个议案。1914年至1922年的8年中，广肇公所开会200次，作议案860件。
    在这场鼠疫风潮中，香山商团精英与华人一道为自己尊严而战，具有国家民族意识的华商香山商人陈炳谦诸人心怀整个华人利益与英美工商部周旋。

【五】

    为了稳定四散逃离的百姓，巡捕房发出了一张简明告示：
    租界防检鼠疫，注重大众卫生。华界权在警局，外人并不来侵。总局卫生科长，亦会严定章程，保护人民性命，本局自有责成，论尔男妇人等，勿听谣传纷纷，纵与外人遇见，毋用大惊小怪，倘敢藉端滋事，定即拘局重惩。
    这起风潮被外人（洋人）称为谣言滋事，为了控制局面，工部局在11月21日的《申报》的报纸上公布了让华人“筹设中国医院，庶就医不致胆怯”。
    首先提出华人集资设立防疫医院的就是陈炳谦和苏葆笙。
    工部局要求4天内建立医院，华人社会着手筹办隔离病院，以便患者或疑似患者接受隔离救治是自主检疫的第一步。此时，为筹集创办隔离病院的资金，华人精英进行了广泛的动员。11月22日，粤绅张子标将宝山县境北一个有10余间洋房，占地11亩7分的庭院捐出，上海道台禀准拨给官款银1万两。由于时间紧迫，经济问题异竭蹶，据《闸北慈善团创始记》记载：“幸而陈君炳谦目击艰窘，力为匡赞，乃克稍轻负担，他如重要诸事端，亦赖其商榷扶护之力居多。”
    11月24日有关疫情的最后一篇报道颇为欣慰的口气中结束：“此次工部局俯顺华商之请用此变通之法，华人甚为满意，从此风潮平静，市面可藉以恢复矣。”
    此后，陈炳谦多次出现在中国大事件中，在反袁世凯称帝斗争中，平息银行的挤兑；1921年，中国北方灾荒遍地，他设立收养灾民工艺所；1926年闸北各界一致推选他为闸北商会会长。
    在同乡社会里，他素以慷慨著称，一生向同乡公益事业捐款无数。
    1918年，由于广肇公所出现了新旧两派的矛盾，革新派脱离广肇公所成立了粤侨商业联合会。陈炳谦当选为粤侨商业联合会会长。上海社科院一专家这样评价他：“陈炳谦对上海广东社会最大的贡献是避免了同乡社会的分裂。粤侨商业联合会有成立表明同乡社会出现了两个中心，但一直担任粤侨商业联合会会长的陈炳谦并没有与广肇公所展开恶性竞争，相反采取和解态度。他在余生担任粤侨商业联合会会长和广肇公所董事，很大程度弥合了两个团体之间的裂痕。” 

来源：中山日报 2010-04-09 记者：杨彦华、陈恒才、冷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