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她比烟花寂寞”来形容阮玲玉更合适了，她出身贫寒，一生凄苦，她像一支摇曳在乱世中的风中之烛，用尽全力寻求生命之光，她最终被外在力量压垮了。但她的传奇却未老，一直被后来的人们传唱着，很容易想起那首阮玲玉一生写照的《葬心》的歌，如诉如泣——蝴蝶儿飞去/心亦不在/凄清长夜谁来……
    阮玲玉虽然不在了，但她的故事还没完，也完不了……

父亲把所有的爱给了她

    阮玲玉的父亲叫阮用荣，号帝朝，世代务农。他在当时的香山无以继生，就随香山移民大潮到上海谋生，在上海亚细亚火油栈机器部当工人。阮玲玉的母亲何阿英，也是香山人，21 岁嫁给了阮用荣。
    1910年4月26日，上海朱家木桥祥安里，阮玲玉出生了。她生时家里已经有了一个3 岁的姐姐，父亲本以为这次会是个男孩，没想到又是个女孩，微微失望的父亲找人为她取了个名字：凤根。
    凤根的姐姐在6 岁时夭折，父亲随后把所有的爱给了凤根。长大后的阮玲玉永远记得父亲用老家的方言朴实地由衷地对她的赞美：“我们的凤根一对眼睛好靓啊。”父亲很疼爱她，每天回家都会带一个小礼物给她——广东橄榄，陈皮梅，漂亮的发夹，绸带，玩具手镯……再没有一个男人的爱可以和父亲相比了。有稍许零花钱时，父亲会带上她买一张靠台边的便宜戏票。她回家后会披上被单或者是母亲的围巾模拟着刚刚看过的表演，她还表演给来看望她们一家人的亲朋看，人们的赞美声让她很快乐。
    不过，这种日子很快就画上了句号。父亲长期在没有通风条件下的火油栈里干活，肺里吸进去不少毒物，身体免疫力下降，并出现肺病症状。父亲日渐消瘦了下去，对穷人来说，肺病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啊，父亲既得不到休息，又得不到营养补充，为了生存根本没有新鲜的空气和充足的阳光享受。
    直到一天，他大口大口地吐血。
    父亲最后一次回家时已是深夜，手里握着一个被水浸湿的小纸包，里面是父亲承诺给凤根的礼物——用彩珠串成的耳环。这是父亲送给小女儿最后的礼物，当晚，父亲去世了，遗憾地带走了一个没有实现的诺言——有一天，他会带上母女二人去电影院看上一场电影。
    那一年是1915年，阮用荣葬在了广肇山庄，一个专门埋葬粤籍穷人的地方，他们死后再也无法回到故乡。
    那一年，阮玲玉不到6岁。

    和我们一同去阮玲玉故居新闸路沁园村9号的人很多，大家都握着相机拍来拍去，管理人员对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人并不友好，一个40多岁的上海男人过来看了我们一眼不客气地说：“这里现在是民居，请你们不要打扰别人的正常生活。”“能否告诉我们阮玲玉原先住哪层？我们是从她故乡广东中山过来的人。”我们哀求道。他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番，用手指着里面一栋呈泥土色的三层小洋楼说：“她当时住一层。你们不要吵着人家，知道吗？”
    我们看不见第一层的状况，物是人非，现在那栋小楼里的人经常被寻访阮玲玉的人吵得不安，总有无数个后来人想来寻其芳踪。那一日，也正是烟雾弥漫，烟雨霏霏的日子，置身于她的世界，过去了那么多年，竟然一成不变……

妙龄不幸遇上浪荡子

    这个 “富二代”一点都不像他三个哥哥，他全部的心思都在吃喝玩乐上，具有纨绔子弟的共性--爱慕虚荣、不确定性、胆小怕事、游手好闲、懒惰成性。

    有父亲陪伴的日子是甜的，之后她尝到了人生的苦涩。
    44岁的父亲病逝后，凤根也随之大病一场，差点死掉。命不绝她，她的使命尚没完成，所以，她活了过来。随后，她与母亲何阿英去一家姓张的老乡家帮佣，张家老爷与他们同为香山人，清末时官至三品，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丢官从商，做一些正当和不正当的生意，他既是崇德女子学校的校董，又是做鸦片烟土生意的奸商。
    在母亲的努力下，凤根在崇德女子学校上学，并有了自己的学名：阮玉英。读书让这个穷孩子流露出与富家孩子不一样的气质，朴素淡雅，有同学回忆说，她其实并不十分好看，但她身上有一股细麻麻的妩媚，那种气质很让人销魂。
    张家有四个公子，长子慧冲（在以后的“中山人在上海”系列中会有专题写他），二子晴浦，三子惠民，四子达民。这兄弟4人日后与上海影坛或多或少有些牵连，有过一些名气，其中尤以张慧冲和张达民的名气最大。
    张慧冲是魔术大师，而张达民的大名气却来自阮玲玉——他们二人之间的孽缘，张达民是阮玲玉之死的罪魁祸首，喜爱阮的人只要一提及张达民就恨不能将其刀剐以泄心头之恨。
    1925年，阮玲玉已是崇德女校初中部二年级的学生了。她所想到的就是能有一天毕业后找一个较为理想的职业，从此可以和母亲过上美好的新生活。
    不幸的是，她遇上了浪荡子张达民。
    1957年，著名导演蔡楚生披露了他们之间的真实情况，而在此之前，人们大多以为他们二人是“甜蜜而浪漫”的相遇。蔡披露说：“她在16岁时即被一个浮浪狂悖的官僚子弟所占有 （此人为她母亲所服役的主人家少爷）。”1985年，在纪念阮玲玉逝世50周年之际，影界老人沈寂对此进行了证实。
    阮玲玉随母亲去张达民家时还是一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有一天她竟然长成了有韵味的姑娘了。张达民开始追求她，为了表示自己爱她的决心，他告诉她曾经有一个叫阮玉英的人被人遗弃了，所以她叫玉英不好，他为她改了一个名字：阮玲玉。
    张母知道儿子迷恋阮玲玉以后，将母女逐出了家门。张达民那时为母女二人在北四川路的鸿庆里找了个房子住下。
    二人同居，阮玲玉退学。二人最初有过短暂的甜蜜，张达民教会了她跑马、看电影、跳舞、欣赏音乐，为她的电影表演艺术创造了好的条件，张达民也不是一无是处，他读过两句国文，年轻时也算是为爱情不顾一切的主，只是本性中的弱点让他们最后越走越远。

作品全部与悲伤有关

    她从《挂名夫妻》开始，塑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其中有乡下姑娘、丫环、女工、女学生、小手工业者、作家、交际花、歌女、舞女……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动的，都不能逃脱悲惨的结局。

    1926年3月，一则刊登在《新闻报》上的广告引起了张慧冲的注意，明星影片公司即将开拍新片《挂名夫妻》，公开招聘饰演女主角的演员。张慧冲兴冲冲找到阮玲玉试图说服她一试。“去试试吧，考不上也没关系呀。”张慧冲这样鼓励阮玲玉。
    这时的阮玲玉已看到了张达民个性里的阴暗面，她大概觉出了张家四公子是一个靠不住的人，所以，自立的思想占了上风。当时的社会环境，将演员归到下九流，不过，为了活下去，她顾不上那么多了。
    张家的很多人都从事电影事业，张慧冲和他的大弟张惠民都演过武侠片，他们的妻子吴素馨、徐素娥都是电影演员，所以，张达民也就没有反对。而年老体弱的母亲再也不能出门给人家做工了。
    卜万苍见她有一股清秀气、书卷气，热情地邀她试戏。第一次试戏她被周遭的灯光、说话声吓住了，表现很差，令卜万苍失望。他与编剧郑正秋却看上了她悲伤的眼神，认为她一定是演悲剧的好料子，决心再试一下。这次她找到了感觉——戏中说的是一个穷姑娘嫁给痴呆的富家子弟，阮玲玉演到泪如雨下，倒是把在场的人给怔住了。
    卜万苍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兴奋地说：“你们看，她像永远有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就这样定性了，她所要演绎的故事全部与悲伤有关——
    试演成功后，她与明星公司签约，领到了第一笔薪金，40元！当她郑重地交给母亲时，这位苦命的母亲感慨万千，她们母女俩再也不会寄人篱下了。
    进入电影界后，她更是迷上读书，她最喜爱的书就是《邓肯传》。阮玲玉在她身上看到某种力量，她希望能像邓肯那样自由地表达，邓肯成了她的精神力量。
    1930年，她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主演该公司的创业之作《故都春梦》，她在剧中扮演妓女燕燕获得了成功，她以精湛的角色创造和真挚的表演奠定了她在影坛的地位。这部电影在当时粗制滥造的电影界让人耳目一新。这部电影也是阮玲玉里程碑式的作品，她转向了有思想深度的艺术电影。接着她又出演了孙瑜导演的 《野草闲花》。从1930年开始，她的角色受左翼文艺影响，如《三个摩登女性》、《恋爱与义务》、《小玩意》等。《三个摩登女性》在1933年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品，在1935年为美国纽约影业公司以重资买去，在美国公映时，开映期延长至半个月，纽约各家报纸盛赞中国默片含意深远，并有时代革命色彩。
    孙瑜在阮玲玉去世20多年后，他写文章对她的表演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阮玲玉的天才演技，是中国电影默片时代的骄傲。”

离世没有勇气奋斗了

    导演孙瑜说：“恋爱的幻灭，康健的消失，都不足以杀害阮玲玉，我觉得她的死是因为没有一个知己，使她在摸索中感到孤凄和失望。她再也没有奋斗的勇气了。”

    1927年3月，张达民的父亲中风过世。为了能得到全部遗产，一向在婚姻上支支吾吾的张达民希望能在父亲的灵堂上举行婚礼，否则要等到三年以后才能领到全部遗产，他说服阮玲玉结婚。了却了结婚心愿的阮玲玉并没有因此过上幸福生活。张达民拿到遗产后，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任意挥霍。她的理想彻底破灭了，她还是得自己谋生养活自己。
    阮玲玉在北平拍《故都春梦》时，张达民正在上海肆无忌惮地吃喝玩乐，将阮玲玉辛苦攒的一万多块钱花了个精光，张达民又好赌，她回上海仅有的300块钱还被他骗去还了赌债。
    她决定离开他。
    但是这个死皮赖脸的人竟然威胁她，把他们两个人的私情卖给小报，这让阮玲玉十分心虚，她从好朋友胡蝶的身上看到了小报对于个人私生活的毁灭。她勉强维持这种生活，直到心如死灰，这时唐季珊出现了。张达民最后在一张合约签字解除同居关系，条件是阮玲玉每月支付他100块钱。
    唐季珊一步一步设计，让阮玲玉陷入了温柔的陷阱。她从一个泥坑里跳到了另一个泥坑。这次她遇见的虽然不是张达民那样的赌棍，但唐季珊却是一个老花花公子，用田汉的话来说：“那位茶商（唐季珊）含着雪茄远远地站在台阶上，有人对我提及他的为人，我当时十分愤慨，只觉得阮玲玉何以要嫁给这样西门庆似的人！”
    1934年 《新女性》是阮玲玉最后的绝唱，主人公韦明是一个旧家庭叛逃出来的新女性，忍受许多苦痛之后，即将死去，但时代的新风快要到了，在《新女性》嘹亮的歌声“不做奴隶，天下为公！无分男女，世界大同！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中奋力呼号“请救救我，我要活！”阮玲玉在这一场戏中，情绪失控，摄像机停止时，她还坐在那里哭泣。
    《新女性》上演遭到了疯狂的轰炸式的舆论攻击。这时，张达民又过来赖着要钱花，否则就将其告上法庭。张达民讹钱不成，就唆使小报记者恶意中伤她，他激起了整个社会对阮玲玉的敌视、奚落、嘲笑，她感受到“人言可畏”的切肤之痛。
    1935年3月8日，在新闸路沁园村9号，25岁的阮玲玉留下了“人言可畏”的遗言，离开了人世。
    事隔多年以后的1992年，香港导演关锦鹏让她重新复活了，张曼玉出演 《阮玲玉》。张曼玉带着另一个女人的故事，创造了奇迹，她不仅拿下了金像、金马两项大奖，还荣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银熊奖等。彼岸的阮玲玉，今世的张曼玉，在光影中相遇，她的徘徊、落寞、挣扎，再一次横陈在世人面前，述说着未完的传奇。

来源：中山日报 2010-04-23 记者：杨彦华、陈恒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