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今年孙中山文化周的“重头戏”，昨天上午，“孙中山 ·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在中山开讲。这场被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高峰论坛更像是一场老朋友的聚会，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广州等地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学者们，在31年后再聚首（31年前中国孙中山研究会成立），就孙中山研究的现状、困境以及未来空间共同做“自我反思”和“深度展望”。在这些平均年纪已近 70岁的老者身上，在他们的言语起落之间，可窥见近年来孙中山研究的危机，更可以看到未来孙中山研究的方向。

现状

抱着功利主义做碎片化研究

    “孙中山研究按照一般的说法是显学了，但严格意义上讲，这是很不成熟的提法，因为关于孙中山的资料还没有完全发掘出来，而挖掘出来的许多没有好好研究。另外，因为评判标准和功利主义驱使，许多人开始做碎片化的研究，一些细枝末节的论文层出不穷，老材料被搬来搬去，制造了大量的垃圾。”昨日，在“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理事、辛亥革命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章开沅坦言，孙学研究离真正的“显学”还有距离。

                                         研究多流于就事论事，缺乏宏观眼光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林家有也表示，孙中山研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有过辉煌，但现在进入了 “不太辉煌的时期”。他介绍说，中山大学研究所最近刚刚完成了近200万字的孙中山年谱的修订，但这一过程颇费周折，尤其是在经费方面尤为窘迫。“不管怎样，孙中山纵向的研究还是可以的，但是横向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楚。”林家有认为，孙中山与朝野，孙中山与外国以及他的团队和各社团之间的关系等这些研究，过去都是非常薄弱的。

    他还指出：“目前孙中山的研究整体上缺乏宏观的成果，而细枝末节的微观东西很多，正是因为这样，目前的研究多流于就事论事，重复多，开创性的原创性的研究比较少。”说到此，林家有教授也开始了自我反思：“过去我研究孙中山如何革命的比较多，但是孙中山的成就不仅在于革命，也在于建设。没有建设的革命就没有意义。但是我对他如何建设这块研究不足。我经常想要告别孙中山革命研究，转向孙中山与现代建设的研究，但现在年纪大了，力不从心。”

                                           孙中山研究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林家有说到此，记者观察到参与此次高峰论坛的学者们年龄最大的是84岁的章开沅教授，最年轻的教授也有五十多岁，平均年纪达到了近 70岁。许多教授说孙中山研究进入“老龄化”，再过几年青黄不接的状况就更明显。

    “从台湾关于孙中山研究机构的衰弱我们可窥见目前孙学的现状，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对孙中山的了解越来越少，台湾的国父纪念馆有可能会从‘国有馆’变成 ‘民营馆’，气氛很不好。而目前随着辛亥百年的到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开始要著书立说，广东更是如此，但是这些书籍没有早早地立项，书籍要扎堆出，谁来写，写什么都没有规划。”林家有说目前广东研究孙中山的水平处于全国的中游，老一辈的学者慢慢淡出，但是年轻人却没有跟上，也不愿意跟上，“因为他们认为不好拿项目，拿了也不好做。”

走向

                                           挖掘三个“一百年”侧重宏观研究
    专家们认为目前的状况是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研究有很多值得挖掘，他研究的微观比宏观更多、关注度更高，把这个总结成 “三个百年”：辛亥前的那是因为微观更容易入手。孙学在某一百年，这个概念是孙中山自己提出一段时间里算是显学，热过之后又沉来的。三民主义以及他的救世纲领，是寂了下来，沉寂下来之后，我们应该反前一百年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但这
思，到底热闹的学问是不是好学问，近前一百年史学界没有认真研究。辛亥代史就那么让人不堪？孙中山与辛亥以后的一百年，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革命研究的未来空间在什么地方？大的变化，沧海桑田。我们对这一百年宏观研究的缺乏是当今孙中山研的研究得太具体，比如已经具体到了究的主要问题，但是章开沅教授认为孙中山修铁路的具体地点。未来一百年，就是研究今后是什么世界，人类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

    孙中山历史遗产究竟是什么，章开沅认为，这个历史遗产是多维的、立体的，内容丰富，不能简单否定，与孙中山相关的历史遗产都要研究。“我们的研究需要超脱一点，要研究同一时代其他的革命；我们的视野也可以放得更深远一些，想一点更大的问题，考虑更深远的问题，专业兴趣扩大一点。多研究一下能源、环保、犯罪、人性的堕落等等问题，迎来文艺复兴时候的到来。”

                                      从辛亥革命期间民族关系可窥见如今民族问题
    中央文献研究会会长金冲及认为，辛亥革命的最大的建树就是中华民族的整合的问题。
    “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但是民生问题没有很好的理论支持，而实际上他的民族概念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他表示，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严格来说，中华民族是许多民族不断交流融合起来的民族，并在清朝打下重要的基础，“历代王朝都在修长城，但清朝康熙却不修，而是把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请来，以示威严，照理讲，少数民族要在大国家实行统治，必须实行种族大屠杀，如果出现在中国，几亿汉族人都将被杀光，但是在伐满口号下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屠杀几百万满族人，建立了共和。
    “所以辛亥革命期间的民族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从这个时段的民族关系可以探讨为什么现在的中国民族关系是这样的局面。”金冲及认为。

                                             从报刊、书籍、日记里“掘金”
    为什么当前年轻人不愿意再去从宏观入手研究孙中山呢，因为研究起来太难，研究者需要良好的学养，还要具备做业务的技能，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桑兵就认为：“许多相关的史料都在海外，美国有，台湾也有，但是如果研究台湾史，就必须懂台湾文化，并不是只需要懂中文，还必须懂日文，不然怎么去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章清提出，欧美发展立足于信息传媒，印刷媒介对近代世界有些什么样的意味，报刊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过去研究的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可以从新型传媒出发，依托以现代传媒方式，研究方向可以从此出发寻找新的定位。另外，就是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比如可以研究孙中山阅读过哪些东西，吸收了什么样的基本理念，还可以去考虑其文本有没有英文文本，找来加以对应。还有各种日记，可以透过这些日记，重建晚清、民国的历史。

路径

用历史的延续性看待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研究是否已经 “到头”？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并非研究到头，而是远远不够。

    章清认为，孙中山研究的冷和热问题，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是与其相对应的，近代史所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用新的角度再重新认识发生的变化。中央文献研究会会长金冲及总结说，我们现在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不再仅仅是孙中山问题，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张宪文认为如今研究孙中山问题，不能孤立地去看， “要具有三性，历史的延续性，现代性和国际性，不能隔着历史研究历史，过去我们孤立地看辛亥革
命，没有把它与中国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要用连续性的眼光、世界的眼光、现代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孙中山研究的工作。”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也感慨地说：“去欧洲看博物馆、教堂，发现上帝与人的原罪是西方文化的来源，去埃及看金字塔也感触颇深，我在思考中华文明为何能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自己的文明能否放在世界文明的总格局上认识？同样辛亥革命的研究也是这样，能不能放在中国文明史中进行研究，能不能放在革命史、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可能会多些收获。”

用超越的认识来研究辛亥革命

    学术是文化的积淀，前人对事物的认识被后人不自觉地接受了，或隐或显的影响着后出的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严昌洪就表示要使学术研究有所提升，就必须有三个 “超越”。

    “首先要超越清末革命派的认识，当年革命派为了反清、排满的需要，曾将改良派人士的一些合理命题与论点作为错误的东西加以批判，并将清朝时期一些比较开明有所作为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批判，这种影响至今在对康有为、梁启超和李鸿章等人的评价中，在对立宪派与立宪运动、清末新政的评价中尚未肃清。”严昌洪表示第二个超越是要超越对国民党人的认识，国民党人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著述，大多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打上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比如在后来的研究中，以文学社、共进会为主体的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首义，不仅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还迈出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第一步的巨大历史功绩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重视和评价，甚至出现了首义之区、首义人物被边缘化的现象。在对光复会和光复会人物的评价中也存在类似问题。”他还指出第三必须超越早期共产党人的认识，“1949年以前，一些共产党人理论家为了当时革命的需要，加上受教条革命理论的指导，在看待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存在实用主义倾向，典型一例就是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影响，该书本来是映射蒋介石的，在当时国共两党斗争中起到政治宣传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被当做真实的历史全盘加以接受，影响至今犹存。”

    严昌洪表示，这些影响变成一种思维定式，今天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超越这些影响，辛亥革命研究才会有新的提升。

精彩语录

“我们的宣传远远不够，纪念康有为的博物馆没人去，还有广州的大元帅府，一天卖出 6—7张票。如果不加大宣传力度，近代的名人都会慢慢被人淡忘。鲁迅也有很多东西被从语文课本中删去了，说是太难了不容易让学生理解，我们可以不放《狂人日记》那样的文章嘛。所以加强宣传才好，要不断呼吁。”———现在人们根本不大愿意关注历史文化名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理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张磊

“清末档案，四川很多县城有很多，海外人的资料还有很多。陈寅恪说修清史哪有那么容易，很多资料都在国外，要以国家之名交换出档案，才写得好清史。”———要想深入研究， 仅仅是资料收集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所长  桑兵

“假如没有 1956年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的文章，就没有孙中山研究的重视，假若不是中央重视中国三大伟人，就没有现在的成果。孙中山研究不单纯从文化层次努力，还要与政治、经济结合。”———宣传到位， 面貌就不一样。

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长 杨海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细节研究涓涓细流。”—— —各种细节研究活化了研究工作。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副院长  熊月之

“武汉市明年的辛亥革命说是投资 200个亿，大多是用于城市建设，投入学术活动的并不多。”———不要以为 200个亿都是投给学术的。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校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马敏

“沉闷未必不好。辛亥革命的研究高峰没有过去。”———沉闷是繁荣时代的过渡期，沉闷过后就会走向新的繁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郑师渠

                                                             来源：中山日报 2010-11-14 记者 冷启迪 杨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