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故居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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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眸百年前的中国民主革命，上海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它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政治动员，为辛亥革命在长江流域的爆发提供了正确的战略部署，为革命的事业提供了经济保障，为各方人士提供了安全的空间，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方便，为减轻清朝对革命的抵抗提供了特殊的机制。这是上海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与其他省市特别不一样的关键所在。 上海成为了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地方。在这里他找到了革命的伴侣，是革命生涯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在这里筹建民国、讨袁护法；在这里，潜心研究革命理论，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完成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重要著作；在这里，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完成了他思想上巨大的飞跃；在这里，着手改组国民党，酝酿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这里，孙中山还留下中国富强昌盛的梦想。 不论从哪个角度，称上海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家园，绝不为过。 漂泊港湾 有学者做过精确的统计，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正式走向近代中国历史前台，直到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与世长辞，在这近14年的岁月里，上海生活占据了他5年零19天的时光，时间要比在广州的4年零8个月更为长。孙中山革命生涯40年，先后27次到上海，减除居沪期间短暂外出考察、演说、开会、谈判等次数，孙中山到上海的次数至少也有18次。 孙中山首次到上海是1885年4月，他从檀香山回国求学，乘船经日本到上海。在上海、江苏“盘桓七、八天细看海口之形式”后，再由上海乘船经香港返回香山故乡。上海给他的最初印象是“腐败的清朝吏治，专横的租界殖民主义暴政”。之后，孙中山曾有13次路过上海的经历，目的不同，大致是路过中转、短暂会客、联络革命活动等。直至1912年4月3日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在上海开始有固定居所(此时是宝昌路491号，宋耀如住宅)。 也可推断，一生为革命奔波的孙中山，上海是他涉足社会后，一生停留时间最多的地方。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在广州出任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突遭陈炯明进攻等事件来得跌宕起伏、吸引眼球，但上海作为他整装待发的筹划之地、休整之地，同样甚至更为重要。 更为奇缘的是，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两次路经上海，与宋耀如（宋庆龄之父）的相识，从此上海就与孙中山的事业与家庭密切相关。除去出生地香山县翠亨村的老家之外，将上海说成是孙中山的家，合情合理。 结缘寓沪 1860年代，中国岭南和琼北两个贫苦的小村出生了两个小男孩，后来他们合力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一个姓孙，就是现今人所皆知的孙中山，而另一个本姓韩，知道的人也许不太多。 韩姓的男孩后来人生颇为传奇。先是为谋生到了印尼当学徒；不久被人收养到了美国波士顿并随养父改姓了宋，养父家产殷实，生意很好，寄希望于养子继承家业，可养父不准他读书便离家出走；结果被一个船长收留上船做了侍童；后来又被一个富商收养。这回还好，富商见他喜欢读书便把他送进教会学校。当修读完全部神学课程后，男孩想继续学医，却遭到教会拒绝，硬是被派遣到了上海传教。原以为以华人的身份便于在中国传教，不想华人不喜欢洋教，而主持洋教的洋人也瞧不起这个传洋教的华人。迫不得已之下脱离教会，自己经营一家书馆。以个人的聪明才智靠印制圣经却令他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凭借经营机器进口和面粉制造还令他成为上海滩早期赫赫有名的大实业家。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孙中山财爷和丈人的宋耀如。 宋耀如在美国受林肯思想影响，不满教会的种族歧视及清廷的无能，经陆皓东的介绍认识了孙中山，接触之后视孙中山为中国的“林肯”。孙中山收到的第一笔革命捐款，就是来自于宋耀如。之后宋耀如不但倾全部家产支持孙中山，让自己的大女儿宋霭龄给孙中山当秘书，还以自己的经商才干一生追随孙中山，从未离开。至于后来二女宋庆龄也要嫁给孙中山，那是后话，那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中国版。 自从孙中山认识了宋耀如之后，每次到上海，只要安全允许，都会下榻宋家。1912年4月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到上海，宋耀如坚持要孙中山搬离宾馆住到自己家中，此一住就是1年4个月。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之后，上海对孙中山生命的意义更有了质变性的提升，成为除广东香山翠亨村之外，唯一可以称得上家的地方。 假孙中山案 历史刚踏入二十世纪初，中国迎来的不是新时光，相反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深渊。此时的上海反帝反封建思想日浓，在租界的张园、愚园等私人花园，常有集会演讲。 1903年5月下旬的一天，张园演说会上，突然来了个陌生人，满口民主革命，慷慨激昂。时常去听演说的苏报馆老板陈范，注意到了这个非常人物，有意无意地与他接近。这位陌生人低声耳语，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此番是秘密返国，策动革命。于是孙中山在张园演说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当时很多上海人都知道。一般人对这个“孙中山”自然信以为真。 事后查明，这是个十足的江湖骗子，其目的是在于想蒙骗进步人士的钱财。后来此人也曾被清政府当做革命党抓捕。当然，不是真孙中山也就“无罪释放”了。 这是当年上海的一桩奇案。“孙中山”是假的，但孙中山在上海的影响却是真的。这出“假孙中山案”折射出孙中山的威望和革命宣传在上海已经成为时尚的真实场景。 舆论重镇 大众传媒是舶来之物，直至晚清时才有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那时的中国，只是有洋人和租界的地方，才会有报纸。上海先后有 《苏报》、《国民日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30多种报纸，大多以宣传革命、报道各地起义和转载各地消息为主。 1891年3月27日，当那篇署名为“孙日新”，介绍自己在香港发起组织教友少年会的 《教友少年会纪事》，发表在上海媒体《中西教会报》上时，孙中山就意识到上海出版界的影响力。孙中山的文章第二次在上海见报，是他上京见李鸿章不成，在宋耀如的推荐下，那篇著名的《上李傅相书》以“广东香山来稿”的名义发表在 《万国公报》上。 说来有趣，“孙中山”之名亦是上海出版界无心插柳所得。孙中山乳名孙帝象，入学时取名孙文，后改为孙逸仙，31岁在日本化名中山樵（中山为复姓）。1903年上海出版 《孙逸仙传》（这是孙中山最早的一本传记），作者不懂日文，将真名“孙文”与日本化名“中山樵”连接写成了“孙中山”，出版后曾被人批评“姓氏重叠，冠履倒置”，但由于该书影响较大，孙中山之名便传开了，而其本人也予以了默认。孙中山由此更加重视上海舆论界对革命的宣传作用了。 有人做过统计：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仅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内，便收录《民立报》刊发孙中山文、电达30篇；《天铎报》刊发9篇，《时报》刊发1篇。此外，《孙中山集外集》中，还补录在这3个月内，上海各报刊发的孙大总统文电、谈话、委任状等达32件之多。这有力证明，上海报纸成为当年出版的《临时政府公报》之外，存录孙大总统执政史料的主要载体，也从一个侧面，如实反映了上海报界对辛亥革命宣传的尽心尽力，成效卓著。 除了利用传媒，制造舆论，孙中山还积极撰写著作，出版学说，以宣传革命思想和主义。1917年的 《会议通则》(后改为《民权初步》)、1919年的《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日后这三本著作被汇集成了《建国方略》一书，成为孙中山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些著述也都是在上海写就，并借助上海的出版社予以出版。 经济后盾 据学者考证，孙中山在上任大总统的关键时刻，正是上海工商界资助其700万两白银“巨款”，从而在经济上支持了这位革命领袖开展工作，从某种程度上维系了这个新生的政府，让其度过了最初的生存危机。而在上海光复的战斗，不少绅商早就投身于辛亥革命，出钱出枪出人，给予新政府最大限度上的支持。 从经济上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众多筹款者中三位佼佼者，均为上海商人。宋耀如被誉为“隐君子”，他的“隐”并不在于与革命党人一道冲锋陷阵，而是一直充当财神的角色，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他汇出第一笔捐款3000元，大半生苦心经营的五六十万两白银资产大部分用于支持孙中山，到后来他主责海外筹款，成果显著，并成为孙中山的司库，充当革命理财人。 另一位是被孙中山誉为 “革命圣人”的张静江。在二十世纪初，张氏就致力于中法两国间商贸，是中国银行早期的董事，家财富可敌国，但为支持孙中山革命，倾其所有，可谓是“毁家纾难”。 还有一位是被孙中山称为 “如见故人”的沈缦云。沈家开有铁厂，沈缦云自己管理有银行和众多实业，作为上海总商会的议董，积极拥护革命，当同盟会在长江流域一带武装起义时，他积极为之筹备军火，上海起义由于筹备仓促，他便从自己的银行里先后垫支30多万两白银，上海光复后又筹备成立中华银行，为新政府发行债券筹资，孙中山为此书赠“光复沪江之主功”匾额表彰。 除个人外，孙中山筹款还不乏来自于商会的支持，并且商会借助其网络效应，在地缘关系影响下扩散开来，比如在上海的潮汕商会、江浙财团等，可谓血浓于水，可歌可泣。 链接 ●上海孙中山行馆旧址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住入沪军都督府陈其美安排的宝昌路408 号行馆。在半个多世纪中，这里先后改名为霞飞路、林森路，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 ●孙中山上海故居 1918年6 月孙中山迁入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新居，就是四位加拿大华侨送给孙中山的。在那里，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一起居住了5年，也是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这就是孙中山上海故居的来历。 ●中山路 上海的中山路几乎把城市包围了起来, 有中山东一路、东二路；中山南路、中山西路；中山北路是内环高架线，构成上海的交通主干。中山路无疑是上海重要的道路。另外，上海还有一条逸仙路。 ●中山公园 上海中山公园位于上海长宁区市中心，始建于1914年，原称兆丰公园。1941 年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总面积近22万平方米，绿化众多，环境优美，园内以优美的古典景观著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