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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疆龟兹研究院、中山市博物馆主办，中山美术馆承办的《丝绸之路上的克孜尔石窟》文献展于8月19日至9 月3 日在中山美术馆展出。此次展览也是新疆龟兹研究院继2016 年推出的“丝绸之路龟兹石窟艺术走进珠江三角洲公共巡展活动”的第三站。文献展按照龟兹佛教、绘画、民俗与语言文字、雕塑、石窟建筑、乐舞、保护与研究等主题内容，分为七个板块，同时辅之以实物展示，包括克孜尔三色土、矿物颜料——青金石、壁画绘制工艺展示泥板及龟兹石窟四种最具有代表性洞窟形制的模型：方形窟（克孜尔 39窟）、中心柱窟（克孜尔38 窟）、 大像窟（克孜尔 48窟）、僧房窟 （克孜尔15窟）等展品，向中山观众呈现克孜尔石窟的真实风貌和艺术成就。
■比莫高窟早200年的克孜尔石窟
“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以跨越东亚与中亚的特大区域性路网规模、持久的沿用时间、丰富的各类遗存及其相互间的内在动态关联、多元的交流内容、多样的地理环境，展现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 世纪期间亚欧大陆诸多文明区域、特别是游牧的草原文明与定居的农耕、绿洲或畜牧文明之间所发生的互为影响与作用，包括在宗教信仰、城市文化、建筑设计、居住方式、商品贸易、民族交流等方面所揭示的人们价值观的相互影响。它是亚欧大陆上人类经由长距离交通、开展广泛的文明与文化交流的杰出范例。
“克孜尔石窟是中国佛教早期石窟之一。它的开窟年代比莫高窟约早200 年之久，在这里汇集了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中国古国文明的文化元素，而龟兹作为丝绸之路文化和贸易中心，它承载着东西方文化传播之通道。佛教自传入龟兹后，在龟兹王族的大力提倡推崇下，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来自龟兹研究院的信息交流中心主任申春介绍说，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文化的传入，促成克孜尔石窟的诞生，克孜尔石窟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9公里处的峡谷之内。石窟开凿于明屋塔格山的崖壁上，由西向东延伸，约有269个洞窟，分别分布于四个区域：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后山区。
她还介绍说，作为古龟兹地区最大的一处石窟群，克孜尔石窟开凿年代为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以佛教思想视觉美术为载体，将佛祖行迹绘制于洞窟的墙壁上。克孜尔石窟的形制由印度廊柱马蹄形改造成为中心柱窟，这是根据龟兹地区的山体特征开凿而成，而后成为龟兹地区洞窟的固定模式。除中心柱窟外，还有平面方形穹隆顶窟、僧房窟，方形藻井、套斗、纵券、横券式洞窟，壁画大部分集中于中心柱窟和方形窟内。
■菱形格内承载佛教故事集锦
不同于敦煌石窟和云门石窟，克孜尔石窟壁画以菱形格绘画方式著称，在展览馆内的文献照片中，就有众多菱形格壁画，方寸之间展示了丰富的内容。“这是龟兹画家独创的绘画艺术,在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龟兹风格的美术作品，这种菱形格能够承载完整的佛教故事。”
申春介绍说，“本生故事”与“因缘故事”壁画是中国石窟佛教内容最多的题材，克孜尔石窟可称为佛教故事的海洋，仅“本生故事”画可达135种之多，如 “鸽子本生”、“兔王本生”、“猴王本生”、“樵夫背恩”等等。
“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因缘佛传故事”等壁画均被绘进一个个四方连续的菱形格内。菱形格整齐有序，绘画简洁，僧众观看明了。本生故事“舍身饲虎”中，摩诃萨埵太子跳山和饲虎的瞬间定格于壁面菱形格内，完全图案化。因缘故事中的“提婆达多砸佛”，提婆达多双手举石过佛陀头顶，佛陀回首仰望都被画家淋漓尽致绘于墙壁。
除“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之外，还有“因缘佛传”，申春举例说，如“鹿野苑”说法，佛陀高坐于金刚座，座下左右各绘一鹿，座旁跪一位比丘，他代表了佛陀五弟子，这简单、突出的画面仅在龟兹石窟所见，葱岭以西和龟兹以东不多见，这是龟兹文化特征。中心柱窟绘画题材排列有序，前室有回廊或塑像或绘画，主室正壁开凿佛龛塑佛像，龛外左右绘画或塑像，佛龛上方绘画或塑须弥山峦；券顶中脊绘“天相图”，两侧券腹绘菱形格“本生”或“因缘”；洞窟入口上方绘“弥勒说法”，门两侧或开佛龛或绘画；主室两侧壁绘说法图。大型洞窟说法图以面向为界，不明确绘画分界线，小型洞窟由方形格犹如镜框，将佛说法图绘入其内。
“这么多的佛本生故事，主要表现释迦牟尼佛前世无数次轮回转生中，曾为多种面孔出现，如国王、王妃、王子、婆罗门、商贾、仙人、苦行僧等。还有动物，如猴子、鹿、狮子、虎、熊、鸽子、孔雀、鹦鹉、象、兔等，动物类人物类各具特色。这一切都是为成佛救助他人不惜自己的生命，舍弃家产、妻儿，任人砍臂剁脚，或卧尸于动物前由虎豹吞食，或焚燃自己求得他人愉悦。故事内容从一个侧面讲述善与恶的因果关系。”申春表示。
来源：中山日报 作者：文/记者冷启迪 图/本报记者孙俊军 2017-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