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八）

第一章 1514：两个世界的捷径与歧途

    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按照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各自前行，最后终于在中世纪之后彻底分道扬镳。
    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历史性地告别了漫长的黑暗时期，昂首走向现代文明；同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内忧外患，仍然沉沦、迷醉、封闭在一乱一治的传统泥淖里不能自拔。
    1514年，匍萄牙人代表欧洲率先来到广东沿海，开始反复叩击古老中国的沉重之门。香山，顺天时，得地利，从此成为中西文明的第一个碰撞点、交汇点。
    许久以来，在中国一直广泛流行着这样一句西谚：条条大路通罗马。它喻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殊途同归。然而，事实上，总有一些民族能够以理性和智慧率先发现捷径，并且幸运地选择捷径，而有些民族则长期习惯于故步自封，因循不前，甚至在蒙昧中走上与文明发展背道而驰的歧途。
    这样两种不同的历史走向，被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从科学史的角度归结成两个具体的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诞生？在许多领域里，中世纪时的中国人是远远超过同期的欧洲人，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就是著名的，让中外学术界争论不休的 “李约瑟难题”，或称 “李约瑟之谜”。
    众所周知，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也就谈不上现代文明。从更广义的范畴审视 “李约瑟难题”，它所追问的其实就是在中世纪之后，曾经有过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为什么被欧洲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这的确是一个意义重大的 “难题”。从这个 “难题”的发现者李约瑟本人，到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领域的学者，都曾对此提出过自己的真知灼见，却似乎都没有为它找到十分圆满的答案。
    李约瑟首先从 “智性的因素”和 “社会经济结构”入手，试图解答自己设下的难题。就 “智性因素”，他说： “中国哲学永远不可能产生出那会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对自然界的构思形式。”而欧洲的科学家恰恰是在对自然规律的穷原竟委中获得了灵感。更进一步，他又分析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在世界观上的差异： “自然律是由神的规律引申而来。可是，中国人从来没有 ‘造物主’的观念。……在他们的哲学或宗教里， ‘创世’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他们以为这是不值得加以研究的。”
    李约瑟把现代科学的特色归结为 “假设和实验方法的应用”。我们或许可以把“神的规律”理解为一种假设，而将对 “自然律”的不断追究理解成一种 “实验”。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更不曾有过 “上帝的法典或律则”，从而，也就彻底失去了那个作为现代科学产生的“假设”。
    不可否认，哥白尼、伽利略等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们正是在探索、求证 “上帝的法典或律则”过程中，培养了理性的精神，从而也孕育了现代科学的萌芽。
    除了这些哲学与宗教方面的 “智性因素”之外，李约瑟同时也强调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才是更重要的，因为， “现代科学的出现是社会经济的因素促成的”。就此，他又做了这样的比较：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们以为中世纪时的欧洲贵族比中国官僚主义更强固，可是事实刚巧相反。在欧洲，当时机一到，商人与城市居民竟能与贵族联盟，推翻封建制度。他们先建立了商业资本主义，之后是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朝廷，文人官僚们看起来好像比欧洲的骑士软弱，其实，他们比后者强得多。中国的商人从未成功地摧毁这个官僚阶层。” （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第32页，群星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换句话说，现代科学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
    近代的衰落，百年的屈辱，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难愈的伤，更是理性的中国人需要不断省思、探究，进而引以为戒的永久命题。（明日待续）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5-31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