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九）

    前不久，经济学家林毅夫又一次关注起了“李约瑟难题”。他先对在当前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主流观点做了这样的介绍：“目前一种被广为接受的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认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停滞缘自人地比例的失调，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使得中国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由于儒家文化重视以男性为主的传宗接代伦理思想使得中国的家庭盛行早婚多育，人口的较快增长和膨胀使得人均耕地不断下降，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随之减少，因而尽管14世纪中国已接近工业革命门槛，但‘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同时，人均剩余因为人均耕地下降而减少，也使得工业化所需的积累不足。相较之下，欧洲则由于人地比例合理，拥有未加利用的经济潜力，当知识积累足够冲破工业革命大门时，‘节约劳动的需求仍然十分强烈’，且还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可供积累。”
    林毅夫显然并不认同这个“‘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所以，他又提出了自己的“假说”。其主要内容：一是“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一是科举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关于 “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他认为：“不管在前现代社会或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本质上都是依靠‘试错和改错’。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结果而发现。到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地‘试错和改错’的实验结果。到了19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
    那么，中国为什么未能及时实现 “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转为以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的飞跃？林毅夫的解释是，因为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至此，我们仿佛跟着林毅夫的思路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 “李约瑟难题”的原点。
    林毅夫的进一步解释是：“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重农抑商，因而无法把工匠的技艺与学者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是中国未能自发产生科学革命的原因。……我个人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林毅夫：《李约瑟难题和韦伯疑问》，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李约瑟难题”不仅意义重大，而且还具有一种让人浮想联翩的魅力。仅仅在以上这几位学者的简短论说里，就已经跨越了科学、哲学、宗教、伦理、经济、文化等诸多研究领域。他们纷纷从各自的观察角度出发，努力向这个“难题”发起冲击。
    然而，这“难题”实在是个过于复杂的大问题。它的核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按照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前行，最后终于在中世纪之后彻底分道扬镳。其结果，就是林毅夫所说的：“在西方科技日新月异之后的短短百年时间，曾经拥有辉煌成就的中国，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使中国和西方国际地位的比较出现巨大的逆转。”
    近代的衰落至今仍然让所有的中国人痛心疾首。越是如此，我们越应该理性地回顾历史、评价历史。其实，审视历史，就是审视我们自己，审视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走过的路。
    若以宏观的视点解读历史，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肯定不是某个单纯的因素所能决定的。同时，历史发展道路的分界点也往往不是在瞬间出现的，它是一个相对漫长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既有文化传统作为深层依据，也是由许多偶然机遇逐渐积累起来的必然结果。李约瑟说，现代科学在欧洲出现，“正好像某种霉（菌），当条件适合，温度、湿度都适合，蘑菇便长出来”。欧洲现代文明的孕育过程也是如此。（明日待续）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01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