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所大学于巴黎诞生近两百年之后,一位名字叫做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的年轻人,来到了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大学城博洛尼亚。他是一位公证人的儿子,他父亲希望他在这里学习法律和宗教。当时的博洛尼亚是一个会让所有人都感到新鲜和神奇的地方,浓厚的学习氛围,到处洋溢着学生欢聚之乐和对独立思想的追求。在十四世纪时,这里首先开始讲授人体解剖课程。这里的女教授也特别美丽动人,甚至有这样一段传说:每当美女教授内维拉·达德里亚讲课时,总要戴上面纱,避免学生们为她的美色分心。
彼特拉克喜欢博洛尼亚的精神,却不喜欢学习法律条文。他曾经说:“很痛苦地获得一种技能,此技能之执行(指律师业务)需以不诚实之态度为之,而我又不愿如此,但除不诚实一途之外,我别无他法可实践之,这实在是违反我的兴趣的。”(威尔·杜兰:《文艺复兴》,第5页,东方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博洛尼亚的大学没有把彼特拉克培养成像他父亲那样的公证人或律师,却造就了一个天才诗人。他到处搜集古罗马人的遗著,如饥似渴地阅读维吉尔、西塞罗和塞内加等人的作品。哲学与诗歌,为这位年轻人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智慧之门,让他窥视到了既古老又崭新的奇妙世界。他渴望像古代先贤们一样自由地思考与写作。在父母过世之后,他立刻放弃了折磨人的法律课程,全身心地沉湎于诗歌的创作和爱情的浪漫中了。
与此同时,但丁、薄伽丘与彼特拉克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一脉相承,步步进逼,逐渐打破了基督教对艺术家创作题材的垄断,直至最后毫无保留地把热情和赞颂呈献给了活生生的人。
但丁的《神曲》是一部有关善恶与赏罚的基督教史诗,描写他在地狱、炼狱以及天堂的旅程和见闻。虽然诗中的许多人物角色都是他同时代人,让人产生许多具有现实感的联想,但他反映的思想终究还是道德和训诲式的。他以令人敬畏的严肃精神看待基督教信仰,就这一点而言,他是中世纪人,他对教会描述的伟大超凡的宇宙结构深信不疑。同时,他也是文艺复兴人,他大力批评教会对人性的摧残,开启了新时代的批判精神。所以,他的精神之子薄伽丘把他看做一个模范、一座灯塔、一位导师。
薄伽丘的传世之作《十日谈》是黑死病的产物,书中的十位青年男女因躲避瘟疫逃出佛罗伦萨,他们在乡间停留期间,用唱歌跳舞、轮流讲故事消遣时间。这是一本爱生活的书,即使在瘟疫流行期间,薄伽丘仍然不忘欣赏人世间的完美、善良和快乐,所以近代意大利评论家桑克提斯对应但丁的 《神曲》干脆将《十日谈》称之为“人曲”。其实,从一座满目凄凉、令人窒息的死城,忽然来到风景优美、阳光灿烂、到处欢歌笑语的人间乐园,这种对比强烈的情景转换本身就是一个隐喻。
薄伽丘的终生挚友、精神知己彼特拉克于1327年的耶稣受难纪念日,遇上了那个让他一见倾心的劳拉,在此后的二十一年间,他共写了两百零七首诗,都是爱情题材,这些手稿被陆续收集成 《诗歌集》。在西方文学史里,从来没有人以这样具体而丰富的内容,以及如此鲜活感人而又巧夺天工的技法,来深入表现世俗之爱的情感与思绪。彼特拉克的《诗歌集》不仅使他享誉意大利,而且将其诗名传扬到了整个法国。1340年,罗马元老院和巴黎大学同时发出邀请,希望他接受诗人桂冠。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元老院的颁赐。
1341年4月8日,在罗马青年和元老们的簇拥下,彼特拉克穿着国王所赐的紫袍,走上卡皮托林山的古罗马神殿,接受诗人桂冠的加冕和高龄元老特菲诺·科隆纳所致的颂辞。
彼特拉克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也有人把他定位于文艺复兴之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诗名,更被文化史研究者们看重的是他的学术成就。从在博洛尼亚读书时起,他就热衷于挖掘古典文献,四处寻索失落于历史尘埃中的古典文学手稿。一个不可否认的史实是,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众多巨人同步崛起、群星闪耀的辉煌时代,便直接得益于从拜占庭传来的那些手稿。彼特拉克还催促薄伽丘收集了许多希腊古典稿本,并鼓励他把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介绍给西方世界。(明日待续)
来源:中山日报2009-6-3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