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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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开放还是改革，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飞跃性进步都首先是以人的解放为前提的。人文主义思潮所引发的当然不仅仅是文艺的繁荣，与它相伴而生的还有宗教改革、现代国家的诞生、商业革命、科学革命，以及地理大发现等一系列改变人类社会格局的集群效应。一次规模空前的知识大爆炸撼动了蒙昧的层层堡垒：从但丁到彼特拉克、薄伽丘、马基雅维利、拉伯雷，再到哥白尼、伽利略、卡尔达诺、乔托、列奥纳多·达·芬奇……一系列闪光的名字照亮了欧洲的历史，也照亮了人类的历史。恩格斯曾这样评价文艺复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人类从未经历过如此伟大的变革，人类从未因解放自己获得过如此巨大的力量。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艺术、文学、科学、教育和宗教等多个领域人才辈出，异彩纷呈。他们一起伸出巨人之手，开启了近代文明之路……
二
1341年，当彼特拉克走上卡皮托林山的古罗马神殿，接受诗人桂冠加冕，以“人文主义之父”的雄姿挥别中世纪的时候，千千万万中国人还在为推翻蒙元王朝的残暴统治苦苦抗争。
彼特拉克为欧洲发明了一个历史概念：黑暗时期。在中国，这个黑暗时期就是元朝。与欧洲的黑暗时期比较起来，元朝的黑暗已经远远突破了中世纪的文明底线，它不仅是一次罕见的历史大倒退，而且对以后的两个王朝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贻害无穷。从军事扩张，到建立蛮族政权，他们始终都在残暴地扮演着掠夺者和征服者的丑角。
在南宋官员彭大雅的《黑鞑纪略》里这样记载元军的抢劫情形：“其见物则欲，谓之撒花，予之则曰捺杀因，鞑语好也，不予则曰冒乌，鞑语不好也，撒花者汉语觅也。”随同南宋谢太后和小皇帝一起被掳至蒙元的词人汪元量，在《水云集》里有诗为证：“北军要讨撒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
蒙元王朝早已灰飞烟灭，而代表 “见物则欲”强取豪夺的 “撒花”，却永远留在了中国的历史记忆里。
在蒙元统治时期，汉人是最卑贱的奴隶，他们除了被迫向统治者奉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之外，没有任何做人的基本权利。元朝政府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脚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做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中华文明经受着元军铁蹄的肆意践踏，野蛮蹂躏。
经过长期不屈的全民抗争，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独享推翻蒙元统治者的成果，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它的固定轨迹，它只是又重复了一次已经延续数千年的王朝更迭，只是完成了一次圆周运动，然后又迅速回到了皇权专制统治的“从前”。在某些方面，它甚至不如从前。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太祖赵匡胤立下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使当时的知识阶层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也使宋朝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许多方面有了高度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的高峰。这种对文人士大夫的礼遇，到了明清两朝则全面退化，只剩下了皇权专制的暴力与野蛮。
明朝统治者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元统治者的残暴手法。廷杖，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稍不如意，就将朝臣按倒在殿廷上打板子，这种惩罚手段，只有最下流的统治者才想得出来。它伤害的不仅是文人士大夫的肉体，而且极大地羞辱了他们的人格尊严，也摧毁了他们的独立精神。
廷杖，这个词虽然最流行的时期是明朝，可是，创造制度的，却不是明太祖朱元璋，元朝统治者早就这样对付他们的文武大臣了。著名史学家吴晗曾专著《廷杖》一文，考察它的历史起源。他发现，在《元史·桑哥传》、《赵孟传》、《陈天祥传》等等许多人物传记里，有关廷杖的记载随处可见，血迹斑斑。（明日待续）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04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