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十三）

    明太祖朱元璋置濒海居民的生计不顾，严行海禁，闭关锁国；明成祖朱棣不惜耗费巨资，以数万军民的生命为代价，派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这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行为却都出于同一个目的——以近乎荒唐的手段巩固其皇权统治。
    1405年，郑和率领由二百零八艘海船组成的船队从太仓刘家湾起航，开始了他一次又一次的远洋之旅。
    郑和每到一地，所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向当地的国王、酋长、头人宣读朱棣的“即位诏”，向一些根本不相干的人通报朱棣已经“君主天下”；然后再用朝廷的“赉赐”，交换海外诸国的“朝贡”，制造万邦朝贺的自我想像。每次出海，船队都满载了金银、铜器、陶瓷、丝绸及其他珍贵物品，一路慷慨“赏赉”，毫不吝惜。对这一次又一次到处送礼、到处索要贡品的远洋之旅，现在有人美其名曰“朝贡贸易”。问题是，不计价值、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的物物交换，到底算什么“贸易”？
    如此庞大的一支混合舰队，历尽千辛，数次远航，却始终没有开辟出一条真正的远洋自由贸易之路，也没有为大明帝国带来意外的财富，更没有产生重新认识世界的“地理大发现”。所以，明代车驾郎中刘大夏在当时即如此质疑：“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在今天看来，尤其应该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郑和的船队只在印度洋周边的东南亚、西亚、东非这些文明落后地区转来转去，始终未能到达好望角，也始终未能接触到正在迅速崛起的西方世界。结果，这数次 “扬威耀武”、“招徕入贡”航行，所产生的结果其实都是有害的，它们只是使“中央帝国”更沉溺于文明优越、万邦来朝的自我催眠里。
    1433年，郑和在远洋途中去世。他的副将王景弘带着庞大的皇家船队，以及郑和的头发、靴帽，在一片即将沦落的残阳笼罩下，缓缓驶进了太仓刘家湾。宣德皇帝即时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大明帝国船队的帆影，从此在浩瀚辽阔的海面上彻底消失。随即明王朝即实行起较以往更加严厉的海禁措施：“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司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盗，比者已有擒获，各置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犯人家赀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纵之弗禁者一体治罪。”
    一度为维护皇权而开启的国门，又为维护皇权紧紧地关上了。
    有人经过精心计算，得出这样的结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比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早了八十七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早了九十三年。于是，仿佛又找到了领先世界的佐证，一股民族自豪感又禁不住油然而生。客观地说，从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开辟远东贸易航线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哥伦布寻找新大陆有着明确的商业目的。出发之前，他和西班牙国王签订了著名的 “圣达菲协定”：一旦发现新大陆，国王将和他分享成果。他除了会得到海军司令、总督的头衔之外，还必须得到从领地运回财产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他与西班牙国王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奴才与主子的东方概念，他实际上是受法律保护的西班牙国王的合伙人。这种契约行为本身，已经深深刻上了商业革命的鲜明印迹。
    1497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东行进入印度洋，打通了从欧洲直抵远东的航线。欧洲商人，首先是葡萄牙人，沿着这条路到达印度、马六甲，然后到达中国和日本。伴随着商人的贸易探险，传教士们开始了他们的传播文明之旅。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美国学者、《世界文明史》的作者伯恩斯和拉尔夫曾经说道：“……海外探险航行十分有力地刺激了商业革命。……这些航海探险和建立殖民帝国所产生的后果几乎无法估价。首先，它们使局限在狭隘范围内的地中海贸易扩展成为世界性的事业。”
（明天待续）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05 作者：杨黎光